出土文献的史料价值

出土文献在古史研究中的价值

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可以互补互证 文献流传,历时愈久,愈易失真。以今日所见古代文献而言,文字讹误,文句颠倒,篇章脱漏增益,记事殊异,乃至于随意增窜改作,不胜枚举。出土文献长期埋藏,因而得以保持较为原始的面貌。有些文献经历了几千年(如甲骨文、金文等),少者亦有数百年,其可贵性不言而喻。 danshi但是需要指出,出土资料出现以后,疑古派有疑问或认为要批判的地方就可以全部推翻了,文献记载就可以全盘相信了,这类事情并不会发生。出土资料面世之后,那些反对疑古派的人常说,文献记载的正确性得到了证实,这实际上是错误的想法。例如,即便有了出土资料《老子》,也不能证实《史记》的老子传所载关令尹喜命老子写下《老子

出土文献的价值

王国维说:“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
新的发现、新的材料,对于促进古文献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极大地推动了古文字学和殷商历史的研究;敦煌遗书的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新的显学——敦煌学;内阁大库元明以来书籍档册的发现、简帛文献的大量出土,也大大促进了相关领域的研究。
《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载有《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齐孙子兵法》八十九篇,图四卷。两书分属孙武、孙膑。后因《孙膑兵法》失传,人们对《汉志》著录产生了怀疑,有人认为孙子是一人而非两人,也有人认为《孙子兵法》是一书而非两书,1972 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孙膑兵法》残简,使这一有争议的问题迎刃而解。对于《文子》、《尉缭子》、《鹖冠子》、《晏子春秋》、《六韬》等书的真伪问题,人们也多有不同看法,1973 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晏子春秋》、《文子》、《太公》,同年长沙马王堆帛书出土的《鹖冠子》残简,都大大深化了人们的认识,并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了人们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些偏差。大的发现,催生新的学问,小的发现,可深化人们对具体问题的理解,或提供新的材料、提供新的研究课题,新的资料的重要,自然是无可置疑的。王国维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主张将新发现的考古资料与传世文献互相验证,从而取得考据方法的重大突破,也与新材料的发现有着密切的联系。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中国学术史。
一、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可以互补互证
文献流传,历时愈久,愈易失真。以今日所见古代文献而言,文字讹误,文句颠倒,篇章脱漏增益,记事殊异,乃至于随意增窜改作,不胜枚举。出土文献长期埋藏,因而得以保持较为原始的面貌。有些文献经历了几千年(如甲骨文、金文等),少者亦有数百年,其可贵性不言而喻。
传世文献的长处,则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传世文献经过了长期的自然选择。既要读书,主观上总是希望有一个好的本子。因此,传世文献得以流传,必有其原因,有其长处。
更为重要的是,传世文献往往经过整理选择。古人很早就已经开始进行文献整理工作。《国语·鲁语下》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汉书·礼乐志》曰:“王官失业,《雅》、《颂》相错,孔子论而定之,故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对于六艺,都有整理之功。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主持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巨大的文献整理工作。这次文献整理不仅涉及面广,而且非常细致、深入。
《艺文志》总序曰:“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肴乱……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艺文志》最后概括说:“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班固自注:“入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
这说明,西汉古籍整理,是得到国家支持、由著名学者、专家主持的一项系统工程,它使绝大多数西汉文献以前的文献都经过了认真的校理。
刘向、刘歆校书时,条件相当优越。一是去古未远,可以见到大量古书,其中有不少是古文,甚至有一定数量的出土文献。二是用以校勘的资料亦相当丰富。如:
《战国策书录》:“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其中“有国别者八”。《管子书录》:“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着八十六篇。”《晏子书录》:“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校尉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臣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着八篇,二百一十五章。”《邓析子书录》:“中邓析书四篇,臣叙书一篇,凡中外书五篇。以相校除复重,为一篇。”《孙卿书书录》:“所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着三十二篇。”当时每校一书,都参考了不同版本,多者在十本以上。
刘向父子整理古籍,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文字、篇章进行校勘。
刘向《战国策书录》称:“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晏子书录》称:“中书以夭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如此类者多。”《列子书录》称:“或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如此者众。”又称:“中书多,外书少。章乱布在诸篇中。”《汉书·艺文志》曰:“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又曰:“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又曰:“(《论语》)经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
(二)是汇编与辑佚。
《战国策书录》称:“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晏子书录》称:“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汉书·艺文志》曰:“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尚书》)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又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又曰:“《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
(三)是辨伪与存疑。
《晏子书录》称:“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之言,疑后世辨士所为者,故亦不敢遗失,复以为一篇。”《列子书录》称:“《穆王》、《汤问》二篇,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杨子》之篇唯贵放逸,二义乖违,不似一家之书。”《汉书·艺文志》载:“《太公》二百三十七篇。”班固自注:“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班氏之注,亦当本于刘向《别录》、刘歆《七略》)“《文子》九篇。”注:“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似依托者也。”“《力牧》二十二篇。”注:“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孔甲《盘盂》二十六篇。”注:“黄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大禹》三十七篇。”注:“传言禹所作,其文似后世语。”“《神农》二十篇。”注:“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伊尹说》二十七篇。”注:“其语浅薄,似依托也。”“《鬻子说》十九篇。”注:“后世所加。”“《师旷》六篇。”注:“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务成子》十一篇。”注:“称尧问,非古语。”“《天乙》三篇。”注:“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黄帝说》四十篇。”注:“迂诞依托。”
可以想见,这些经过认真校理的古籍必定不会是一无可取的。另一方面,出土文献本身也有各种复杂的情况,不一定十全十美。所以,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本质上应该是互补互证,不能绝对地划分高下优劣。
二、出土文献需作具体分析
出土文献是一个整体概念。具体到某一种的出土资料,需作个案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出土文献中,有的是第一手资料,如甲骨文、金文及其它铭文,其可信程度无可怀疑。但也有一些是经过辗转传抄的。对于这类材料,就需要作具体分析。兹举一例以明之。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其中的一种,后来被定名为《战国从横家书》,帛书共二十七章,中有十一章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帛书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其中有关苏秦的资料较为集中,且与《史记》、《战国策》的记载大相径庭。一些学者根据帛书的相关资料,对《史记》、《国策》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
唐兰先生说:“(司马迁)没有见到关于苏秦的第一手史料,因而把公元前三世纪初的苏秦事迹,推到前四世纪末;把张仪、苏秦的时序改为苏秦、张仪;五国伐秦错成了六国合纵,还推早了四十五年(前228年-前333)。时序既差,事迹中既有弄错的,又有假造的,他的《苏秦传》就等于后世的传奇小说了。”[2]
杨宽先生说:“今本《战国策》中,既有比较原始的苏秦数据,也有出于后人伪造虚构的东西,可说真伪参半。而《史记·苏秦列传》所辑录的,几乎全是后人杜撰的长篇说辞。因为司马迁误信这些游说辞为真,误认为苏秦是和张仪同时对立的人物,反而把有关苏秦的原始资料抛弃了,或指把这些资料中的‘苏秦’改成‘苏代’或‘苏厉’。因此战国中期有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和苏秦活动有关的,真相就模糊不清。”[3]
马雍先生说:“《史记》中有关苏秦的记载错误百出,其材料来源多出伪造,可凭信者十无一二。尤其严重的错误是以为苏秦死于燕王哙之时(公元前320-314),早于昭王之立(公元前311)。今本《战国策》中关于苏秦的纪录较《史记》为多,但亦真伪参半,又往往将苏秦和苏代兄弟二人弄得混淆不清。”[4]
众多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众口一词,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外,对帛书过于相信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司马迁和刘向都曾见到过与帛书相类似的数据。《苏秦列传》赞语说:“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由此可见,司马迁所看到的后人假托附会的“苏秦数据”不在少数。《战国策》中也有若干署名苏秦的篇章时间较后。如:《齐策二·秦攻赵长平》,《齐策三·楚王死》、《孟尝君将入秦》,《齐策四·苏秦自燕至齐》、《苏秦谓齐王》,《赵策一·苏秦说李兑》、《赵收天下》,《韩策三·韩人攻宋》,《燕策一·奉阳君李兑甚不取于苏秦》。
苏秦合纵在前,张仪连横在后,有苏秦联合六国,而后有张仪散纵连横,这是战国纵横最基本的事实。《史记》、《国策》对此都有极其明确的记载。《苏秦列传》载苏秦之死在燕王哙(公元前320-前314年)时,《张仪列传》、《六国年表》载张仪之死在魏哀王时(具体时间为公元前309年)。刘向《战国策书录》称:“当此之时,秦国最雄,诸侯方弱。苏秦结之,时六国为一,以傧背秦。秦人恐惧,不敢窥兵于关中……及苏秦死后,张仪连横,诸侯听之,西向事秦。”
司马迁作《六国年表》,主要依据《秦记》,表中涉及苏秦、张仪事迹,有明确编年的资料就多达八条。太史公“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有诸侯史记作参考。汉初,战国权变之论著多在,亦为司马迁所得见。刘向亲自校勘诸子之书,而《汉书·艺文志》载“从横十二家,百七篇”,其中有“《苏子》三十一篇”,注:“名秦,有《列传》。”“《张子》十篇”,注:“名仪,有《列传》。”依据如此丰富的资料,当不难审定苏秦、张仪的先后次序:很难想象这些纵横家著作都会数典忘祖,连苏、张活动最基本的事实都搞不清楚。
战国从横游说之风盛极一时,纵横之士于纵横捭阖之时,往往采撷旧事,加以整理润色,或参以己意,斟酌益损,以为游说之资。此类资料经过辗转传抄,极易产生歧异。加上帛书多孤立成章,且一概没有署名,更增加了产生讹误或者伪托的可能性。苏秦、苏代、苏厉活动时间虽然先后不同,但他们的活动范围和宗旨却惊人地相似。苏秦先在燕,后至齐,苏代、苏厉先奔齐,后适燕,主要活动地点都在燕、齐两国。苏秦的活动宗旨有二:一是主张六国合纵抗秦,二是在处理燕、齐两国关系时,他又明显偏向于为燕国着想而谋齐。苏代、苏厉在这两点上都与苏秦如出一辙。这就使得兄弟三人的事迹特别容易混淆。

敦煌文献中具有珍贵史料价值是什么?

敦煌藏族窑洞出土文献6万多件,其中佛教文献占90%以上。长期以来,我们对敦煌文献的利用主要集中在非佛教文献上,数量不到10%。事实上,对历史“不作为”的重视正是沙丘学转型的原因。当非佛教文献的附加历史价值被“移除”时,“新材料”就变成了“旧材料”,佛教文献中所蕴含的历史价值如此之多,如此之多,如此之多,值得更多的关注。

《柴文》、《忏悔仪式》、《骏经》、《记》等佛教礼仪文本是研究中国佛教礼仪演变的生动例证。斋文是僧人为信徒行礼时使用的一种仪式文本。《敦煌本斋义》(第2104页)五代高僧将前人的斋义汇集在一起,内容几乎涵盖了日常生活的每一种实践。正当性是在辩论的两个部分之间就某些理论问题进行问答的练习。在传统的历史资料中,这种论战活动是丰富的,但具体的仪式过程并不十分清楚。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敦煌的97篇文本,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建立完整的易学理论规划,甚至可以反映当时所使用的辩论技巧。

敦煌佛教文学作品,包括民间变体、佛像创作和精神回忆录,是我们认识佛教文学史上许多重大问题的重要资料。敦煌文献中有几十种佛教变体,对解决“评语”、“锣音”等文体来源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大量的佛歌属于韵律范畴。比如《净土五行经》2066页的《净土五行经》中的《净土五行经》中的《净土五行经》中的《净土五行经》中的《净土五行经》中的《净土五行经》中的《净土五行经》中的《净土五行经》中的《净土五行经》中的《净土五行经》中敦煌的经文中包含了一些宣扬某种教规的灵性信徒。

而是“抄本”充分重视其对复制者和用户的价值。例如,梵蒂冈第102条的文本与演讲没有实质性的不同,但它包含了许多抄袭者零食的痕迹。在敦煌的经文中,有许多“经”只取了一部经文的一部分,如羽毛555“涅盘经”,实际上是用来方便僧人学习的。经文使他们能够在有限的空间内,以经济有效的方式掌握事物。因此,如果我们把这些文献还原到它们在当时生活中的原始地位,或者在敦煌地区历史的大局中进行重构。敦煌文献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是其产生的主要原因。

出土的东西善于几手史料有什么价值

出土文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一般一手资料分为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两部分。
由于传世文献是经过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因此有学者认为传世文献会受到后人的牵强附会等一系列导致真实性出现一些误差。而出土文献可以补传世文献的缺漏,也可以和传世文献相互照应。

试举例说明出土文献对当代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研究的价值意义?

出土文献对中国当代汉语事业有着非常影响的意义,正因为出土的文献我们才能知道,中国历史原来有这么多我们不知道的部分。

文章标签:历史价值收藏文献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