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所写的昭明太子墓的墓碑碑文
萧统（501年―531年5月7日），字德施，小字维摩，南朝梁代文学家，南兰陵（祖籍江苏武进）人，梁武帝萧衍长子，母亲为萧衍的贵嫔丁令光，又称丁贵嫔。于天监元年十一月被立为太子，然英年早逝，未及即位即于531年去世，死后谥号“昭明”，故后世又称“昭明太子”。主持编撰的《文选》又称《昭明文选》。[1]
人物关系
纠错
本 名
萧统
别 称
昭明太子
字 号
字德施，小字维摩
所处时代
南朝梁
民族族群
汉人
出生地
襄阳
出生时间
501年
去世时间
531年5月7日
主要作品
主持编撰《文选》
主要成就
《昭明文选》
谥 号
昭明
陵 墓
安宁陵
帝王纪年和年号纪年有什么不同？
两者意思相同，没有区别。年号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帝王纪年的名称。汉武帝起开始有年号。此后每个皇帝即位都要改元，并以年号纪年，例如雍正三年，乾隆五年等。
年号是我国古代统治者为纪其在位之年而立的名号，也就是用来纪年的名号。用年号纪年之前，纪年的办法是用帝王、诸侯即位的年次来记事，只有年数而无年号。古人纪年，主要有干支纪年，帝王纪年两种。帝王纪年，是按照帝王即位的年次或年号来纪年的。
扩展资料：
年号纪年法的废除
年号被认为是帝王正统的标志，称为“奉正朔”。一个政权使用另一个政权的年号，被认为是藩属、臣服的标志之一。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中国分裂的时期。
五代十国时，闽国、楚国使用后梁、后唐年号，吴越国使用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的年号。也因此，许多地方割据势力、少数民族政权，以及人民起义也常常自立年号纪年。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废除年号纪年，而改用民国纪年。虽然在袁世凯称帝时使用过“洪宪”的年号，而爱新觉罗·溥仪在担任满洲国执政和皇帝时分别使用过大同和康德的年号，但是通常不为中国正统史书所承认，而认为中国皇帝的最后一个年号为清末的“宣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使用西方公元纪年。而也有少数人提出为了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丰富世界纪年文化多样性，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恢复年号的建议。
年号，作为五千年的中华帝国时代中国皇帝的专有产物，伴随着现今文明社会，早已成为历史，但年号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它是中国历史中的精神文化遗产。
参考资料来源：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8%9D%E7%8E%8B%E7%BA%AA%E5%B9%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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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反映了南北朝时期的什么现象,这个现象反映在文化方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建康时期佛教的盛行
“千里荤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晚唐诗人杜牧在题为《江甫春》的诗篇中的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这一庞大的数字，并非出于诗人的夸张。据史书记载，梁武帝时建康的佛寺数甚至超过了500座。这正好与同期北魏首都洛阳的佛教盛况不相上下，反映了中古时代我国南北两地佛教的广泛流行，以及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新的特点。
在东吴时期，建业都城最早的一座怫寺是建初寺，系赤乌十年（公元247年）孙权为西域高僧康僧会所造，当时的佛寺以塔为主，所以寺的中心有一座供养佛骨“舍利”的宝塔。由于此寺位于秦淮河畔的大市后面，所以又名“大市寺”，地名就叫做“佛陀里”，康僧会在建初寺里翻译了几部佛经，这是江东地区译经事业的开端。另外，在长干里还有一座佛搭——“阿育王塔”（阿育王是古代印度的一个非常信佛的国王），塔基地宫内也埋藏有佛骨舍利，塔旁原有尼寺，于东吴中期被毁，西晋初年惭复为长干寺。
到了东晋时期，由于佛教徒迎合了当时统治阶级中流行的玄学和清谈之风，使佛教逐渐中国化，得到了皇室和世家大族们的普遍信仰。建康的佛寺相应地增加了不少，现在有名可查的，就有40座左右。又因翻译佛经是传播佛教的重要手段，所以建康的译经事业进一步兴盛起来。印度、南亚和西域诸国的文化艺术也随之而大量传人，在我国古代的文化中注入了新的血液。
在建康从事佛经翻译和中外文化交流事业的代表人物，以东晋和刘宋时期的我国高僧法显、宝云和从中印度来的佛驮跋陀罗等人的贡献最大。法显既是当时的大翻译家，又是一位大旅行家。他以65岁的高龄，于公元399年从长安出发，经西域诸国，超过帕米尔高原，周游天竺（今印度）诸国，寻访佛迹和佛经。归途中经锡兰岛和苏门答腊岛，本来想回到广州，但所乘船舶被海风吹至山东半岛的牢山（今青岛附近崂山），他登陆后只好经广陵（今扬州）和京口（今镇江）等地，于公元4l3年才回到东晋的首都建康，这时候他已经79岁了。法显在回到建康的第二年（公元414年），就写成了他的旅行记。全文虽然只有9500多字，却是叙述当时中亚、印度和南海诸国的历史、地理和风俗人情的年代最早的一本重要著作，被称为《法显传》，又名《佛国记》或《历游天竺记传》。这部书和后来唐代三藏法师玄奘著的《大唐西域记》，可以说是六朝和隋唐时代我国最杰出的两部国外旅行记。
位于建康南郊的道场寺（又名斗场寺，约在今雨花门外），是晋、宋之际的佛经翻译中心。在法显回到建康的前一年（公元412年），他在长安结识的中印度高僧佛驮跋陀罗及其大弟子慧观，已由东晋大将刘裕请到道场寺。接着，与法显在北天竺会过面的高僧宝云也来到道场寺。宝云普经在国外钻研并掌握了印度的古文字“梵文”，这就为他的翻译佛经工作准备了良好的条件。法显在道场寺里大约住了5年左右，除了写成《佛国记》外，还翻译了佛经六部，共100多万字。佛驮跋陀罗则和上百名中国僧人，从公元418年起在道场寺共同翻译出大部头的《华严经》。其中宝云在道场寺从事译经工作的时间最长，据说他能一边看着梵文本的佛经，一边立即口译成流利的中文。经过他译成和订正的佛经有《无量寿经》等多种，质量都很高，人们评论说：“江左译经，莫不推宝云为第一。”
瓦官寺是当时保存艺术珍品最丰富的一座佛寺。如东晋著名的画家顾恺之和雕塑家戴逵（kui读葵）、戴颐顒父子，都在瓦官寺内留下了他们的杰出作品。瓦官寺的位置在今南京城西南角的花露岗上，创建于公元364年，原来是东晋政府官营的陶器作坊，称为“瓦官”，所以就用来作为寺名。当瓦官寺才建成的时候，寺僧向社会上募集经费。一些皇室、大族和官僚纷纷捐款求福，但都没有超过10万个铜钱的，唯独年仅20岁的顾恺之却写上一笔百万钱的捐款，因而被认为是说大话。不久，寺僧向他索取款项，顾挡之就要寺僧在大殿上准备好一堵白墙，然后关起门来在里面专心画了100多天的壁画，画的主题是《维摩诘居土像》。据佛经说，维摩诘是一个道行很高的居士（“居士”就是信仰佛教，但没有正式出家当和尚的人），在佛教人物中非常有名，相传他经常同文殊菩萨辩论问题。当这幅巨大壁画基本完成，将要给维摩诘点眼珠之际，顾恺之通知寺僧请人来参观并捐款。这时，一个光彩焕发、清瘦聪慧、凝神沉思着的维摩诘居士就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使整个寺院的气氛为之大变，观众们纷纷踊跃捐钱，很快就超过了100万个钱。这幅著名的壁画据说到唐朝时还存在，大诗人杜甫曾经亲自到金陵来看过这幅画。后来，此画曾一度移到镇江的甘露寺，晚唐时又被移到长安的皇宫中，可见这画的价值之大。
顾恺之的住所就在瓦官寺附近，后代称为“顾楼街”。据说，他为了专心作画，特地位在楼上，平时把楼梯抽掉，经日不下楼，人们称他为“才绝”、“画绝”和“痴绝”。东晋的丞相谢安称赞他的画是“自生人以来，未之有也”。但顾恺之自己却认为，画人物最重要的是要画好眼睛。他在画人物扇面时，甚至不点眼睛。有人间他，答复道：“那可点眼，点睛便语。”又说：“传神写照，正在阿堵（指眼睛）中。”他主张画人物要掌握每个具体人物相貌中的特征和他们特定的性格。他的作品，流传下来的极少，现存的《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都是唐代前后的摹本，但仍然可以看出，他的用笔“如春蚕吐丝”，又如“春云浮空，流水行地”。
在瓦官寺中，还有大雕塑家戴逵和戴顒父子两人的作品。戴逵曾经为瓦官寺铸造过5尊铜佛像，当时人们把这几尊精致的佛像，连同顾恺之所作的“维摩诘像”壁画，以及狮子国（今斯里兰卡）送来的高4尺2寸的白玉佛像，合称为瓦官寺的“三绝”。据记载，戴逵在进行雕塑时，常常虚心听取观众的评论，来改进自己的作品。有一次他雕刻了一尊高达1丈6尺的无量寿佛的木像和两尊菩萨，看来看去总不够满意。他就把自己藏在像旁的帷帐中，听取观众的评论，然后又以三年的时间重作新像，从而得到了人们的赞赏。戴顒继承了他父亲的雕塑技艺，也完成了不少优秀的作品。他还善于修改已成的佛像，有一次，刘宋的太子送了一尊高达1丈8尺的铜佛像给瓦官寺，人们看了都觉得面部太瘦。后来请戴颐来看，才发觉是由于肩膀和手臂太肥了的缘故。工人按照戴顒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居然成为瓦官寺中最雄伟的一尊佛像。
瓦官寺的闻名于世，除了因为东晋时寺中有“三绝”以外，还由于南朝宋、齐、梁三代对它的大事扩充。如在梁代时增加了著名画家张僧繇绘制的大幅壁画，并新建了一座高达340尺的瓦官阁。张僧繇是一位善于画人物，特别是画佛像的名画家。他在建康的许多佛寺里都创作过壁画，见于记载的除瓦官寺外，还有乌衣巷附近的安乐寺。相传他曾经给安乐寺画了四条白龙，但都没有点眼睛。后来，寺僧坚持要他点，结果其中两条龙点睛后立即破壁飞去。这就是“画龙点睛”这一成语的由来。张僧繇还善于学习国外的绘画技巧，传说他在青溪一乘寺的寺门两侧画过许多凹凸花，就是使用红色和青绿色等由浓变淡的色彩，来表现花叶的明暗透视，远望起来好像有着凹凸的立体感。实际上，他是采用了当时流行于天竺的“晕染法”。所以，当时人们又称一乘寺为“凹凸寺”。
瓦官阁建于粱武帝时，因距离当年的长江很近，所以在临近中午的日照下，阁影可以映入江中，是当时眺望江中景色的一处名胜。唐代大诗人李白曾登临此阁，并在他的作品《横江词》中提到此阁说“人言横江好，我道横江恶、－风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可惜在南唐灭亡时，这阁被吴越国的军队烧毁了。
在瓦官寺的东面，还有一处南朝名胜叫做“凤凰台”，传说在刘宋年间，曾经有三只类似孔雀的异鸟飞到今花露岗上来，并且吸引了许多普通鸟类前来“百鸟朝凤”。由于在封建时代这是天下太平的祥瑞之兆，因此刘宋政权就在那里建造了一座高台，叫做“凤凰台”。大诗人李白曾登临此台，并且留下了《登金陵凤凰台》的著名诗篇。全文是“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鸳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以上我们所介绍的建初寺、道场寺和瓦官寺等寺庙倘位于秦淮河畔。这个地区从东吴以来一直是繁华的工商业区和居民区，像建初寺的前面是著名的大市，道场寺的前面是斗场市，瓦官寺也距离大市很近。这与后来开封的大相国寺和苏州玄妙观的情况差不多，都是寺庙前面有一个热闹的市场，此外，东晋和南朝的皇室、大族和官僚还纷纷把他们的住宅捐给和尚作寺院，称为“舍宅为寺”。这一类的寺院为数很多，像上面提到的张僧繇画龙的安乐寺，原是东晋大族代表人物中的王坦之的花园。以凹凸花著称的一乘寺，也是梁邵陵王萧纶的府第，后来陈朝的大官僚、文学家江总又把他的读书堂施舍给此寺。大致东起青溪，西迄石头城，南至雨花台，北抵都城北郭的中心区域里，就分布有南朗四百八十寺中半数以上的寺院。
南朗皇帝为了利用佛教统治人民和为自身求佛，曾在宫城内外修造了一系列金碧辉煌的寺庙，以便于他们朝夕参拜，同泰寺（今鸡鸣寺前身）就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座。早在公元300年左右（西晋永康年间），鸡笼山上就已经有了佛教寺院。公元527年，梁武帝萧衍又创建同泰寺，并使寺的南门正对着宫城的北门，以便利他的出入。寺里共有六座大殿，10余座小殿和佛堂，还有7层的大佛阁和9层的宝塔，供牵着非常壮丽的十方金像和十方银佛等。梁武帝本人曾经四次假意“舍身”到同泰寺里去当和尚，再让进臣用巨款为他赎身，利用这种手段帮助寺僧骗取到几万万个铜钱，后来，同泰寺着了火灾，梁武帝还想再建造一座更高的12层宝塔，终因“侯景之乱”而没有完成。因此，同泰寺所浪费的人力和财力，在南朝所有佛寺中是最为突出的。
在建康东郊的钟山和东北郊的摄山（今栖霞山），是南朝佛寺的另外两个集中地。分别在钟山南北的佛寺很多，梁以前就已有70座，梁时佛教最盛，数量应该还有增加。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北高峰上的大爱敬寺、法云寺和头陀寺，今明孝陵所在地独龙阜的开善寺和定林寺，还有北说的草堂寺（明朝常遇春墓所在地）等等。开善寺创建于梁武帝天监十四年（公元5l5年），是为了纪念当时的高僧宝志而设立的。据说，当宝志死后，梁武帝曾出了20万个铜钱买下了定林寺前面的独龙阜来埋葬他，墓上建有一座五层宝塔，塔顶嵌有国外进口的无价琉璃宝珠，所以又名“玩珠塔”。当时的大画家张僧繇曾为宝志画过肖像。后来，唐代的名画家吴道子重新画像，并由大诗人李白作赞诗，书法象颜真卿写字，刻在同一块石碑上，所以也叫“三绝碑”。到元朝初年，砷上又加上了书画家赵孟頫（读甫）写的《志公十二时歌》。明朝初年，因为建造明孝陵，便将宝志墓塔、三绝碑与佛寺一同迁到今灵谷寺所在地。现存灵谷公园内的“三绝碑”，已经是清朝乾隍以后的仿刻品。
摄山的南朝佛寺略少，见于记载的只有栖霞寺、庆云寺和止观寺等几座，但却以人工开凿的石窟寺――“千佛岩”而闻名。千佛岩位于今栖窟寺后的千佛岭上，最早的一个大石窟名叫“无量殿”或“三圣殿”。该殿的主佛为高达3丈2尺5寸的无量寿佛坐像，两侧为各高3丈的观音和势至两菩萨，会称为“西方三圣”开凿于南齐永明七年（公元489年）创建栖霞寺后不久。其余的近300个佛龛和500多尊佛像，绝大多数是齐、梁两代的皇族和大官僚出资为自己求佛的，其中有齐朝的文惠太子、豫章王、竟陵王和始安王等提到的那个爱钱如命的梁临川王萧宏，因为他自己舍不得花钱，就动用梁朝国库的公款大规模地修造和装饰石窟。这些佛龛内部的基本布局，都是“一佛二菩萨”，或“一佛二弟子”（二弟子通常是老年的“迦叶”和少年的“阿难”），有的佛座下蹲有双狮（称为“狮子听道”），窟门两侧还常有天王力士像。它们的雕刻作风都较圆润细巧，秀丽典雅，与北朝云岗、龙门等石窟的艺术风格似有所差别。可惜千佛岩的石质为红色沙岩，易于风化。又经明代太监们的大事重修，以及解放前无知寺僧们的用水泥修补装新，现在已经面目全非了。
集中在建康一地的南朝四百人十寺，是当时人民的一项极为沉重的负担。它不仅占用了大量的民田、民宅和名胜之地，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建寺造塔和雕铸佛像，还要养活十几万的和尚和尼姑。每座佛寺都拥有庞大的庄园，并从事商业和高利贷活动。他们既是神权的代表者，又兼世俗的大地主和大商人。这样，人民所受到的压迫和剥削也就更为沉重了。因此，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土纷纷起来反对。刘宋时曾在今太平南路四象桥（古代叫青溪中桥）之北建有宏丽的“湘宫寺”，寺址原是宋明帝刘彧的王府，他做了皇帝以后，就“舍宅为寺，造了两座五层宝塔，并在铜佛像上使用了金箔制成的背光，极其奢丽。在宋明帝叫群臣参观他的所谓“功德”时，有一个名叫虞愿的官员就直言不讳他说：“这是老百姓卖妻卖儿钱所建成的，这种罪恶比宝塔还要深重，有什么功德可言呢？”
公元489年时，一场中国哲学史上非常有名的“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之间的大辩论，在鸡笼山旁的南齐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里展开了。其中无神论者的代表人物是杰出的思想家范缜，有神论者的代表人物就是萧子良、萧衍和沈约等，还有大批的佛教僧徒参加辩论。范缜一面进行口头辩论，－面积极起草《神灭论》的文章，证明物质是具体存在的，而精神则是附生的。这对于当时广泛流行的佛教迷信，更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打击。所以《神灭论》在公元507年公开发表后，范缜再次受到了佛教徒的大围攻。但是，他毫不畏惧，声明决不“卖论求官”，继续据理驳斥怫教徙的骗人鬼话。据说他经常“日服千人”，许多佛教信徒都被他驳得哑口无言，最后，他们只好把梁武帝请出来，利用政治压力把范缜流放到了广州。但是，斗争并没有到此结束，范缜被流放以后，又有郭祖深等继续进行反佛斗争，一直到“侯景之乱”建康被毁时才告一段落。
在建康近郊六朝佛寺的周围，分布着一系列的东晋至南朝的帝王陵墓。这些陵墓之前，多数竖有巨大而生动的石刻，保存到今天的还有20多处，它们是我国中古时代石刻中的代表作品，历史艺术价值很高。
建康地区年代最早的六朝陵墓，要算是三国东吴孙权的陵墓。他死于公元252年，史书都记载说是葬于钟山之阳，称为“蒋陵”，或“吴大帝陵。明清时代的南京地方志则进一步指出是在朝阳门（今中山门）外的第三个山岗，俗称“孙陵岗”，那么，孙陵岗的具体位置又在何处呢？由于北宋时的政治家王安石说过：“南朝九日台在孙陵岗旁，去吾园（指今中山门内半山园）数百尺。”由于北宋时今中山门一带没有城墙，由半山园直接向东南走不远，就到今明孝陵的前面，那里较大的山岗，只有一座“梅花山”，而梅花山一带的旧地名又称为“蒋陵里”或“吴王坟”。此外，在南京民间还流传说，明太祖建造孝陵时，曾经讲过要孙权为他“看大门”。综合上述资料，我们认为孙权的陵墓很可能就在今梅花山下。据史书记载，蒋陵内葬有孙权和他的后妻潘夫人，他的前妻步夫人和宣明太子孙登，也分别葬于蒋陵附近，俗称“步夫人墩”和“宣明太子坟”。但是，在地面上都已看不到任何遗迹了。
东晋共有ll个皇帝，据唐代著作《建康实录》记载，除废帝司马奕葬于吴县外，穆帝葬于建康幕府山之阳，元帝、明帝、成帝和哀帝葬于鸡宠山阳，康帝、简文帝、孝武帝、安帝和恭帝葬于钟山之阳。而且，绝大多数都是所谓“平葬，不起坟”，因此陵墓的位置不易确定。1961年11月，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太平门内富贵山南麓发现了一块石刻，上书“宋永初二年太岁辛酉十一月乙已朔七日辛亥晋恭皇帝之玄宫”26字，这就说明了今富贵山乃是东晋后期五陵的所在地，而东晋恭帝诸皇后在附近覆舟山下所建的“青园寺”，当与此陵区有关。到1964年，南京博物院又在距离晋恭帝石竭发现地的西面400米处，发掘到一座建筑结构较为复杂的东晋大墓。我们认为该墓很可能就是晋安帝司马德宗的陵墓，因为《建康实录》中说过：晋恭帝冲平陵“在蒋山之阳安帝同处”。而且，今后还可能在富贵山一带继续发现康帝、简文帝和孝武帝的陵墓。至于葬在“鸡宠山之阳“的四座晋陵，根据现有迹象判断，我们认为可能是在鼓楼岗的南麓。1972年4月在南京大学北园发掘出来的东晋大墓也许就是这四陵之一，它的地理位置符合于《建康实录》中所说的：“在今县（指唐代上元县治，在今朝天宫一带）北九里。”据《南朝佛寺志》，附近还有东晋时所建立的“耆阇《du读都》寺”。
总起来说，我们认为建康的东晋陵墓主要集中在两个区域：一在宫城之东，即今太平门内富贵山南麓，该处有古地名“东陵”；一在宫城之西，即今鼓楼岗南麓，该处也有古地名“西陵”。此外，在1981年4月，南京市博物馆曾在幕府山南麓的北崮山发掘过一座东晋大墓，其规模略小于富贵山的东晋皇陵，而与南京大学北园晋墓相仿。这三墓都发现有象征着帝王特殊地位的龙头形和虎头形的陶座各一对，这是作为悬挂丝织品帷帐之用的座子，还分别出土有精致的青瓷器、金器、玉器以至玻璃器等高级的随葬品。所以，幕府山大墓很有可能即是东晋穆帝的永平陵，附近也有南朝古刹幕府寺。
由于南朝齐、梁两代的萧氏皇帝死后，都归葬其故乡南兰陵郡的南兰陵县，所以齐、梁的皇陵都分布在今丹阳市境内，建康地区仅有宋、陈两代的皇陵。
刘宋王朝的皇陵，地点比较明确的只有宋武帝刘裕的初宁陵一处，位于今南京市东郊的麒麟门，其东有“本业寺”。陵前的神道入口处，保存着造型优美的双翼石兽一对，长度和高度各有3米左右，重达2万多斤。左边的石兽为双角，通称“天禄”；右边的石兽为独角，通称“麒麟”，二者合称“麒麟”。“麒麟”是一种狮形的神兽，在生物界中并无实物，石刻品从汉代起就出现于大墓的神道中。它的渊源可以上溯到商周的青铜器，特别是近年来在河北平山县发现的战国时期中山国王墓中，出土了与南朝石兽造型非常相似的错银双翼铜兽，更说明了这类神兽是我国传统的艺术品。不过，到了南朝时期，由于佛教的广泛流行，而狮子又是佛的护法神兽，所以这类狮形石刻也就更多地被用在帝王陵墓的前面。
在南京西南郊的西善桥附近，于1960年发现了一座装饰有《竹林七贤图》砖印壁画的南朝大墓，根据在丹阳胡桥和建山发现的两座有同样内容壁画的南齐皇陵的情况，西善桥大墓亦应是南朝皇陵。不过，在年代上要比丹阳二陵为早，因西善桥大墓出土器物的时代风格，与南京甘家巷附近的刘宋元徽三年（公元475年）的大族明昙憘墓出土物非常相似。所以，我们认为西善桥的南朝大墓应属刘宋皇陵，对照文献记载，很可能是刘宋孝武帝刘骏的景宁陵。这幅《竹林七贤图》壁画，在南京和丹阳地区已发现的三处中，绘制得最为工整。画中的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刘怜和阮咸等魏晋时期善于“清谈”而又“嗜酒”的“七贤”，以及配置的春秋时期“高士”荣启期，人物线条相当流畅，表现出南朝典型的”秀骨清像”的绘画风格。关于这类的《竹林七贤图》，根据有关记载，东晋的大画家顾恺之和戴逵，以及南朝宋、齐之际的大画家陆探微都曾有过创作，但均已失传。从西善桥大墓这幅壁画的风格看，以所谓“铁线描”为主，不像顾恺之所常用的春蚕吐丝般的“高古游丝描”，“秀骨清像”的特点也很显著。有的人认为这一壁画的母本非常接近于陆探微的作品，而由匠师们复制成为砖画，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
南朝陈代的皇陵，地点比较明确的有南京光华门外上方桥附近的陈武帝陈霸先的万安陵，以及栖霞山甘家巷南狮子冲的陈文帝陈篟（读欠）的永宁陵。二陵前各有石麒麟一对，陈武帝陵前的石麒麟造型较为朴实，线条亦较简单；但陈文帝陵前石麒麟的造型和装饰却相当华美，雕刻手法细致圆熟，是南京地区同类石兽中的代表作。此外，在南京西善桥附近的罐子山北麓，也发现过一座南朝大墓，并且装饰有“狮子图“等砖印壁画，还有反映佛教艺术风格的莲花和卷草等的花纹砖。对照文献记载，这座大墓很可能是陈宣帝陈顼（xu读旭）的显宁陵。
齐、梁两代的皇陵虽然都在今丹阳市，但王侯一级的墓葬却多数在今南京地区，尤以东北郊尧化门到栖霞山之间最为集中，附近有南朝古寺“宝城寺后改“衡阳寺”）和栖霞寺。该处分布有梁武帝的七弟安成郡王萧秀墓、九弟鄱阳郡王萧恢墓、十弟始兴郡王萧憺（dan读淡）墓、堂弟吴平县侯萧景墓，以及萧憺之子新渝县侯萧英墓等，梁武帝的六弟临川郡王太尉萧宏墓也在距此不远的仙鹤门附近。这些粱代王侯墓前的神道中，通常是先列一对大型的双翼石兽，这类石兽均身躯肥壮，颈部粗短，作张口吐舌、阔步行进的状态，重达1.5万公斤左右，其造型比石麒麟更接近于狮子的形象、一般称之为“辟邪”。如果说南朝石麒麟给人的印象是窈窕而秀美的话，那么石辟邪的艺术形象便是健壮而丰满。南京地区现存的南朝石辟邪，以萧景墓前和萧宏墓前的最为生动。南朝王侯墓前神道中的第二列石刻是一对高达6米左右的神道石柱。这种石柱分作柱盖、柱身和柱础三个部分。最上部是一只屹立于莲花纹石圆盘之上的小型石辟邪；中部是具有20余道直线凹棱纹的椭圆形柱身，其上端附有长方形石额一块，刻写着墓主人的官衔和姓氏，通常是左柱刻正书，右柱刻反书，或左柱刻顺读文，右柱刻逆读文；下部的柱础上则蟠曲着一对头部相向、口衔宝珠的螭龙。全柱的造型匀称，比例协调，使人有秀丽挺拔和端庄凝重的感觉。南京地区最完整的南朝神道石柱，仅有尧化门外太平村（即十月村）萧景墓前的一件。这种带凹棱纹和小辟邪的神道石柱，过去一般认为是受了希腊和印度艺术的影响。其实，在我国东汉时期已有出现。如北京西郊八宝山附近的东汉墓地中，就发现过这类凹棱纹的神道石柱，柱上端的石额上刻写有“汉故幽州书佐秦君之神道”等字，柱础上浮雕着双虎奔逐的形象。不过，北京发现的东汉秦君神道石柱的上部为石刻的屋顶，而无圆盘和蹲兽。所以，南朝神道石柱的造型，应是我国固有的艺术传统与佛教艺术融合以后的新的艺术创造。
神道石碑是南朝王侯墓前神道中的第三列石刻。这种石碑高有5米多，重达1万公斤左右，分为碑首、碑身和碑座三个部分。碑首作浑圆而无棱角的碗形，饰以交相蟠曲的双龙，碑额上凿有被称为“穿”的圆孔，这是古代利用成对的碑来悬棺下葬的遗制。碑身正面通常刻有为墓主歌功颂德的长篇碑文。碑座都做成昂首的巨龟形状，称为“龟趺”。这种巨龟名叫“贔屃”，据说它的气力特别大，能够负重，所以古人用它的形象来做成碑座。南京地区现存的最完整的南朝神道石碑，是位于栖霞山甘家巷西侧的萧憺墓碑。
以上所介绍的南京附近六朝陵墓，乃是中外闻名的古迹之一。尤其是南朝陵墓之前的石刻群，堪称为我国中古时代雕刻艺术中的精华，也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的瑰宝。现在，这些精美的石刻群都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此外，考古工作者还在南京幕府山西南的象山发现了大族王氏的基地，在古石子岗（今雨花台一带）发现了大族谢氏的基地，在幕府山西侧的老虎山发现了大族颜氏的墓地，在栖霞山甘家巷北江边贰壁山发现了大族明氏的基地。出土了大批精致的青瓷器、金银器、铜器、陶器，以至一些过去罕见的丹丸、黑墨、玻璃器皿和金刚钻石指环等文物，为研究我国的陶瓷发展史、金属工艺史、药学史、文具史，以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等，补充了大量珍贵的实物。同时，也对东晋南朝世家大族的墓地选择、排葬次序、墓室结构和随葬品制度等方面，提供了可靠的研究资料。
杨修墓碑上刻了什么字？？？
杨修，字德祖，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人，出生于公元一七五年，死于公元二一九年，卒时方四十四岁。杨氏家世为汉名门，祖先杨喜，汉高祖时有功，封赤泉侯。高祖杨震、曾祖杨秉、祖杨赐、父杨彪四世历任司空、司徒、太尉三公之位，与东汉末年的袁氏世家并驾齐驱，声名显赫。《后汉书》说：“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与袁氏俱为东京名族云”。而杨氏一门家学亦颇渊源，《后汉书》记载杨震父宝，“习《欧阳尚书》。哀、平之世，隐居教授”，而杨震“少好学，受《欧阳尚书》于太常桓郁，明经博览，无不穷究。诸儒为之语曰：“关西孔子杨伯起。”常客居于湖，不答州郡礼命数十年……”震子杨秉“秉字叔节，少传父业，兼明《京氏易》，博通书传，常隐居教授……桓帝即位，以明《尚书》征入劝讲……”，秉子杨赐“……少传家学，笃志博闻。常退居隐约，教授门徒，……建宁初，灵帝当受学，诏太傅、三公选通《尚书》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举赐，乃侍讲于华光殿中……”，赐子杨彪“……少传家学……熹平中，以博习旧闻，公车征拜议郎……”，是以杨氏一门，于东汉末年中的才学声名，几与孔氏世家并驾，而官爵显赫犹有过之。杨修因为家学渊源而人又聪慧，所以当时颇有令名。（注：时常见有人将《世说新语》中“杨修九岁，甚聪慧。孔君平诣其父，不在。杨修时为君平设。有果杨梅，君平以示修：此实君家果。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也。”一则中的杨修误为此杨修，实则非也，《启颜录》之记载明言此杨修为“晋杨修”，而孔君平也是晋人，事颇明，是以两个杨修非是一人），建安中举孝廉，除郎中，又任丞相府主簿。《三国志》云“是时，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后来于建安二十四年秋被曹操处死（杨修墓现在华山脚下的河湾村附近，今仅存墓碑一通，立于村西南魏长城遗址上），杨修死后约三个月曹操亦亡故。
按照《三国演义》小说的说法，杨修死是因为“恃才放旷”，又遭曹操忌才，所以在征汉中的时候为曹操借口“鸡肋”一事被杀。其实不然，历史上的杨修并没有死于汉中，而且杨修的死更多的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并不是仅仅因为他所拥有的才华。
首先，我们来说说杨修死于何处以及曹操有没有在汉中因为“鸡肋”一事而杀他的问题。所谓“鸡肋”一事的确有，事见于《三国志》和《后汉书》《杨震传》中的杨彪、杨修附录，意同而言词稍异，《后汉书》中的全文如下：“修字德祖，好学，有俊才，为丞相曹操主簿，用事曹氏。及操自平汉中，欲因讨刘备而不得进，欲守之又难为功，护军不知进止何依。操于是出教，唯曰：“鸡肋”而已。外曹莫能晓，修独曰：“夫鸡肋，食之则无所得，弃之则如可惜，公归计决矣。”乃令外白稍严，操于此回师。修之几决，多有此类。修又尝出行，筹操有问外事，乃逆为答记，敕守舍儿：“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怪其速，使廉之，知状，于此忌修。且以袁术之甥，虑为后患，遂因事杀之。修所着赋、颂、碑、赞、诗、哀辞、表、记、书凡十五篇”，文中并没有说曹操因为“鸡肋”一事而杀杨修，尤其是后面有“修之几决，多有此类”一句，说明这件事只是举个例而已，说杨修的死，也只说“因事杀之”，则这个事可以很多“事”，不见得就是“鸡肋”一事。又按《三国志》《曹植传》中裴注云：“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乃收杀之。……修死后百余日而太祖薨”，则明确地说杨修是死于建安二十四年秋，再查《三国志》《武帝纪》得知曹操于建安二十四年的活动如下：“二十四年春正月，仁屠宛，斩音。夏侯渊与刘备战于阳平，为备所杀。三月，王自长安出斜谷，军遮要以临汉中，遂至阳平。备因险拒守。夏五月，引军还长安。秋七月，以夫人卞氏为王后。遣于禁助曹仁击关羽。八月，汉水溢，灌禁军，军没，羽获禁，遂围仁。使徐晃救之。九月，相国锺繇坐西曹掾魏讽反免。冬十月，军还洛阳。孙权遣使上书，以讨关羽自效。王自洛阳南征羽，未至，晃攻羽，破之，羽走，仁围解。王军摩陂。二十五年春正月，至洛阳。权击斩羽，传其首。庚子，王崩于洛阳，年六十六”，按此处记载，曹操在三月进军汉中，“夏五月”已经回长安，八、九月间自洛阳南下救曹仁至摩陂时关羽已破，于是在冬十月回军洛阳，此后未再复至汉中。杨修既然是死于二十四年秋，而他死后百余日而曹操亡故，按曹操死于二十五年正月庚子日，因此杨修应该大约死于曹操救曹仁期间的二十四年九月中，不超过“冬十月”。所以杨修不当是为坐“鸡肋”一事而死于汉中。又因为在杨修死后，曹操曾经给杨彪写过一封信表示哀悼：“操自与足下同海内大义，足下不遗，以贤子见辅。比中国虽靖，方外未夷，今军征事大，百姓骚扰。吾制钟鼓之音，主簿宜守，而足下贤子，恃豪父之势，每不与我同怀。即欲直绳，顾颇恨恨。谓其能改，遂转宽舒。复即宥贷，将延足下尊门大累，便令刑之。念卿父息之情，同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谨赠足下锦裘二领，八节银角桃杖一枝，青毡床褥三具，官绢五百匹，钱六十万，画轮四望通幰七香车一乘，青牛孛牛二头，八百里骅骝马一匹，赤戎金装鞍辔十副，铃苞一具，驱使二人，并遗足下贵室错彩罗縠裘一领。织成骅一量，有心青衣二人，长奉左右。所奉虽薄，以表吾意。足下便当慨然承纳，不致往返。”书中有“今军征事大，百姓骚扰。吾制钟鼓之音，主簿宜守”一句，表明杨修是死于军事，因此我们可以肯定杨修是死于曹操征关羽的“军摩陂”军中。
杨修死的罪名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是他的死因比较复杂，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政治上的两大因素。
一，杨修犯了古代皇室权利之争中的大忌，参与了夺嫡之争。
二，杨彪、杨修本人的身份及政治观念与曹魏政权的利益有冲突，杨彪夫人是袁术的女儿，杨修是袁术的外甥，而政治观念杨彪和杨修又都与孔融及弥衡等清议复古派是一路，所以又因此见忌。
杨修在初任丞相主簿时，应该说还是比较为曹操所信任的，《三国志》《曹植传》云：“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为太祖所器”，又有“是时，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自魏太子已下，并争与交好”。观这两段，说明两个问题，一，杨修才华出众，所以才会为曹操任以“总知外内”的主薄一职，而且“事皆称意”，这样来说，曹操在这个时候应该是对他比较看重而且是信任的，不然，不会把这个职位交给他。二，由“自魏太子已下，并争与交好”一句可见，当时连魏太子曹丕也要巴结他，而其中的“并”“争”二字，又说明有很多人在巴结他，非是太子一人，可以想见他当时地位之重要。反过来说，这个又可以证明杨修这个时候应该深得曹操信任和倚重的府吏，而且关系比较密切，不然无由出现“自魏太子已下，并争与交好”的情况。
在当时，曹操对曹丕和曹植两人由谁来做太子继承魏王一事是颇为犹豫的。
曹植字子建，才华横溢，是我国历史上着名的文学家。虽然曹丕文亦可观，但是就文学才华来说，偏长于书札，于诗赋上的造诣比之乃弟曹植还是颇有距离的，所以作为本身就文采极好的三国时期集军事家、政治家、诗人等诸多名号集于一身的曹操，也许开始在心里更倾向于曹植一点。因为曹操此人身上本来就颇具诗人狂放不羁的气质，裴松之注引《曹瞒传》曰：“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其轻易如此”，而曹植颇有乃父之风，《曹植传》说他“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又说他自小就善于作文，“年十岁馀，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柰何倩人？”时邺铜爵台新城，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所以曹操对他“特见宠爱”。本传记载“（曹）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也就是说，好几次曹植就差点做了太子，这其中作为曹植智囊集团中坚的丁仪、丁廙、杨修等人起了不小的作用，只是丁仪、丁廙兄弟与曹丕本就有私怨，事件的起因是因为曹操有感于丁仪父亲劝自己迎汉献帝的功德，便想把女儿嫁给丁仪，结果曹丕劝阻说丁仪的眼睛不好而事止，因此丁仪没有娶到魏公主，所以丁氏兄弟便怀恨在心开始大力支持曹植夺嫡（1）。杨修作为曹操身边的亲信，当然必定是曹植和曹丕的争夺对象了。曹植做为一个名闻天下的才子，或许更对杨修的胃口，而曹植这个时候“特见宠爱”又兼主动示好，杨修遂顺水推舟加入曹植一方参与了这次残酷的夺嫡之争（2）。
但是，曹植和曹丕虽然在文学才华上是曹植占优，在政治和军事才能上应该说曹丕要胜一筹。而且两人身边智囊集团的构成也不一样，曹丕的智囊是司马懿、陈群、吴质、朱铄，《晋书》云这四人在曹丕身边号称为四友，这四人中，司马懿、陈群的政治才能以及谋略应该说公认是汉魏谋士和大臣中的上上之选，吴质心计深沉，文才也佳，朱铄事无记载，不过他的官位是中领军，相当于现在的政委一职，应该也不会是个好相与的角色。而曹植的智囊清一色的是文士，没有什么政治和军事经验，远不如司马懿、陈群、吴质之流的老谋深算，这样在斗争中自然就差了一截。《三国志》《曹植传》裴注中就有号称“有才策”的杨修和当时仅是朝歌长的吴质在斗智中败下阵去的记载，而且因此直接导致了曹操对曹植为人的怀疑：“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为太祖所器，与丁仪兄弟，皆欲以植为嗣。太子患之，以车载废簏，内朝歌长吴质与谋。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验。太子惧，告质，质曰：“何患？明日复以簏受绢车内以惑之，修必复重白，重白必推，而无验，则彼受罪矣。”世子从之，修果白，而无人，太祖由是疑焉”，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吴质可谓知己知彼矣，杨修空负才名，可惜不及吴质的老谋深算，所思所行被其料中，因而反被暗算了一把，还连带了主子曹植受疑，真是有苦说不出。其余如解曹操在新建的园门中加“活”字为嫌阔，曹操写“一合酥”解为一人一口酥，解蔡邕题邯郸淳撰的曹娥碑“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为“绝妙好辤（辞）”等等（3），都只能说明杨修的聪慧，然而只能说是小聪明，说过点甚至可以说只是猜文字谜的工夫好，并没有见他与丁氏兄弟在政治和军事上有什么建树可言。此后，曹丕因为曹植的文采极好，自己实在不是他对手，心里颇为着急，以至“怅然自失”，吴质又一次逆转了形势，致使曹操再次对曹植有了看法：“魏王尝出征，世子及临菑侯植并送路侧。植称述功德，发言有章，左右属目，王亦悦焉。世子怅然自失，吴质耳曰：“王当行，流涕可也。”及辞，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歔欷，于是皆以植辞多华，而诚心不及也”（4），吴质可谓善解人意也，这个工夫比之杨修的解字谜工夫要实用多了。
曹丕于是就这样在四友的策划下，于夺嫡的争斗中逐渐占了上风。同时他又适时地展开了公关攻势，塑造自己的形象，“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曹操）宫人左右，并为之说”（5），同时拉拢曹操手下的谋士重臣贾诩等人，再加上曹植身上诗人的狂放风格经常发作，“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6），曹植开始逐渐失宠。这个时候又出了一件大事，就是曹植在魏国的都城邺城奔驰于弛道中。弛道，是曹操做为魏王的专用道路，曹植这样做，可以说已经以魏王自居了，所以曹操大怒，结果是“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7）。曹丕最后做太子其中起最重要作用便是曹操谋士贾诩的一句话，《三国志》《贾诩》传说：“是时，文帝为五官将，而临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党与，有夺宗之议。文帝使人问诩自固之术，诩曰：“愿将军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如此而已。”文帝从之，深自砥砺。太祖又尝屏除左右问诩，诩嘿然不对。太祖曰：“与卿言而不答，何也？”诩曰：“属适有所思，故不即对耳。”太祖曰：“何思？”诩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定”。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曹操虽然有诗人气质，但首先是个政治家，贾诩让他看到了那个时代在立嗣问题上废长立幼的利弊和前车之鉴，对于他来说，他死后维持政权的安定和长久才是第一位的，其他所有一切都可以让路，包括自己个人的好恶。而郭嘉、荀彧等人对他的长处评价中就有“善断”一说，所以他马上做出了决断，于建安二十二年，立曹丕为魏太子。 杨修在曹植失宠后，曾经有意疏远曹植，但是因为曹植毕竟是曹操的儿子，所以不敢过于明显，还是保持了一定的来往密度。从这点也可以看出他是比较缺乏政治上的应变能力的。
然而曹操在处理完了立嗣的问题后，马上从政治角度出发，考虑到了曹植和曹丕争嗣的后果不能小看，因为两人周围都有一群谋士，而曹操是深知谋士力量的，所以终于在建安二十四年秋，在救曹仁的军中将杨修估计是随便按了个什么罪名就斩首了。《三国志》是这样说的：“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
这里，首先说了“终始之变”，再加上杨修“有才策”，又是“袁氏之甥”，所以杀了他。可见杨修除了因为参与了夺嫡的原因被杀以外，还有的原因就是“有才策”和“袁氏之甥”。
不过单是有才策，是不会被曹操杀头的。曹操手下，谋士能臣犹如过江之鲤不可胜数，奇变横生的贾诩，深通兵法和政治的荀彧、荀攸叔侄，有胆有谋的程昱等等，这些人军事和政治上的能力远过于杨修，却没有一个因为有才而遭曹操忌杀的。单是“袁氏之甥”也不会被杀，象庞德在马超手下就已经具勇名，他的亲哥哥又在刘备手下为官，曹操一样用他和曹仁一起对付关羽（9）可见就算有才又是袁术外甥，也不至于被杀。这第二个原因，其实是因为杨修和曹操等人的政治观点不同，所以才遭忌。
杨修的父亲杨彪，是个正统的儒学家，曹操则是个不拘小节的改革派。在建安元年，曹操迎汉献帝都许昌的时候，杨彪是尚书令，也就是相当于丞相的角色，就已经对曹操有所看法。“建安元年，从东都许。时天子新迁，大会公卿，兖州刺史曹操上殿，见彪色不悦，恐于此图之，未得宴设，托疾如厕，因出还营”，又“（建安）四年，复拜太常，十年免。十一年，诸以恩泽为侯者皆夺封。彪见汉祚将终，遂称脚挛不复行，积十年”（10），案《三国志》建安十八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命曹操为魏公，二十一年夏五月才进为魏王，而此云“（建安）十一年……彪见汉祚将终，遂称脚挛不复行，积十年”，则可见并不仅仅因为是杨彪因为“见汉祚将终”才这样的。其中原因是就是因为建安元年的时候，曹操觐见天子而“彪色不悦”。所以曹操紧接着就以兴平二年袁术僭号天子的事情株连杨彪，理由是杨彪夫人是袁术的女儿，意图除去这个政敌。这个时候，另一个与曹操在政治上始终是对立，又与杨彪交好的大臣孔融听说了，连朝服也来不及穿就来曹操处说：“杨公四世清德，海内所瞻。《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归罪杨公。《易》称‘积善余庆’，徒欺人耳。”曹操辩解道：“此国家之意。”孔融当即说：“假使成王杀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又继续要挟曹操“今横杀无辜，则海内观听，谁不解体！孔融鲁国男子，明日便当拂衣而去，不复朝矣。”曹操这个时候在朝中的根基还没有稳，羽翼尚未丰满，还要借助孔融等名士来收买人心，于是不得已“遂理出彪”。但孔融此人，也是一个长于清谈的狂放之士，几次在曹操推行新令的时候和曹操过不去。又冷嘲热讽。当时因为战乱频起，天又灾荒，民不聊生，所以曹操下令禁酒以节粮，孔融就去书讽刺曹操说：“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尧不饮千锺，无以成其圣。且桀纣以色亡国，今令不禁婚姻也”，御史大夫郗虑知道这个事情后，便“免融官”，那知道他“虽居家失势，而宾客日满其门”，还“常叹曰：“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曹操破袁绍后，曹丕娶绍子袁熙的夫人甄氏为妻，他又调侃道：“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因为孔融博学，还以为是书传所记，就问孔融出处，孔融就说：“以今度之，想其当然耳”（11），所以孔融终于被曹操找个借口杀了。和他最相得的弥衡，也因为看不起曹操，被放逐到刘表那里，结果也不讨刘表喜欢，被刘表部将黄祖一刀杀了。弥衡在评论许昌众人的时候，说：“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也就是说只看得起这二人，其他人不足道。而孔融推崇刘备更过于曹操，他们对曹操以及曹魏的重臣如荀彧、陈群、司马懿等是很看不起的（12），因此可以说处处与曹魏政权作对，可惜又没有政治和军事上可以对抗的能力和实力，因此只好在口头上占些便宜，最终被曹操一个个地斩除了。所以杨修死的第二个原因，是他隶属于曹操对立面的政治阵营的一员，并非是仅仅因为有才与是袁术的外甥才死的。
说到此处，杨修的死因也基本上说完了，我们再来说说前面说过的有关杨修的两则故事。
一个是关于解蔡邕题邯郸淳撰的曹娥碑“黄绢幼妇，外孙齑臼”事。
查此事出于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原文有：“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魏武谓修曰：“卿解不？’答曰：“解’”几句，案《后汉书．曹娥传》：“元嘉元年县长度尚，改葬娥于江南道旁，为立碑”，考曹娥碑碑文有“上虞县令度尚字博平弟子邯郸淳字子礼撰”的字样（13），上虞，县名，秦始皇二十五年置，古隶会稽郡。所以这个碑是在会稽，又据清光绪《上虞县志》载：“曹娥庙在十都曹娥江西岸，旧在江东，属上虞，后以风潮啮坏，移置今处，隶会稽”，所以这个碑是在现在的绍兴上虞，曹操一生没有过江南，可以很明确地推断这个事情是纯粹虚构的。或许罗贯中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他的《三国演义》里将这个事情演化到是曹操过蓝田的蔡文姬家里，看见了碑文的拓本来掩盖这个明显的纰漏，也算是用心良苦。另外说句题外话，曹娥碑现在尚存，我曾经去看过，不过汉元嘉元年（公元151年）上虞县长度尚立的碑早已散失。后来在东晋升平二年（公元358年），王羲之也曾经到庙书曹娥碑，文字由新安吴茂先镌刻。此碑绢本手迹现存辽宁博物馆，上有梁代徐僧权、满骞、怀充等人题名，还有韩愈、宋高宗等人题款。而现存的曹娥碑系在宋元佑八年（公元1093年）由王安石女婿蔡卞重书的。此碑高2．3米，宽1米，为行楷体，笔力遒劲，流畅爽利，在我国书法史上较高的地位，由于已历千年，所以可称是弥足珍贵。
第二个是关于杨修解曹操的“一合酥”为“一人一口酥”的问题。我因为受一位任职于中学的好友之托作此文，所以发现在现行的初中课文《杨修之死》中有“操自写‘一盒酥’三字于盒上，置于案头”一句。在这里，这个“盒”我认为应该是“合”字。因为按照《汉书·律历志》曰：“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则这里的“一合”，应该是个计量单位，而不是我们现在通常意义上的“一包”或者“一盒子”的意思；又，《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中注：“合”又读gě，容量单位；再查《说文解字》中只收有“合”字，并无“盒”字，而《说文解字》是由许慎（约公元54年一149年）编纂的，因此应该在三国的时候应该还没有这个“盒”字；而且，古人写字是竖写的，如果是“盒”字就应该念成“一人一口皿酥”，这样就解释不通了，只有是“合”才可以说得通；所以“盒”字的产生可能是由后人取“皿”字的储物之意与“合”字的其中一个字义结合衍生而来的。或许作为课文的编者只考虑了用字的规范性而没有考虑到古代根本就没有“盒”这个字，因此用了“盒”字。但是，做为一个历史故事，我觉得还是要尊重历史上文字的用法，而且以现在的用法，是不能合理地解释这个故事的，所以还是用“合”字，然后在后面加个注解解释一下比较好，不然，难免有误导之嫌。
逼死了卫子夫后，汉武帝有后悔过吗?
我觉得汉武帝还是有后悔的，毕竟这也是他曾经真心爱过的女人，虽然说在后面他与卫子夫的感情开始淡薄了，可是以前的感情还是不会改变的。还有就是汉武帝其实对于卫子夫也不是他想要卫子夫死去，卫子夫是自杀的，在后面他也表示过了自己的错误了的。
一、汉武帝没有亲自下旨赐死卫皇后
对于卫子夫汉武帝从来都没有说是要亲自下旨来赐死她，卫子夫是自己自杀的。如果说汉武帝想要卫子夫死，完全不需要太过麻烦，可是他还是没有去下旨来杀死卫子夫，足以见得卫子夫在他的心里面还是有一定分量的。
二、汉武帝从来都没有想要卫子夫死
汉武帝就算是下旨了也是想要剥夺卫子夫的皇后权力而已，并且在卫子夫死了以后他不仅没有剥夺她的皇后之位还没有再立皇后了。对于卫子夫汉武帝一定也是曾经深爱过的，所以也就会对她感到怀念。历史上也没有关于卫子夫被废了的材料，没有立新的皇后也可以表达卫子夫在汉武帝心目中的分量。
三、汉武帝在后面表达了自己的错误与思念
在汉武帝的时代盛行“巫蛊之术”，重要的是他还对此深信不疑。这样也就让他杀了太子，逼死了卫子夫，但是在后面汉武帝发现了“巫蛊之术”是假的，这样也就让他感到了愧疚。他在发现后下旨表达了自己的错误，还给太子修了表达思念的建筑。所以我相信逼死了卫子夫，汉武帝有后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