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自述三次做皇帝的经历
溥仪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皇帝，他生在一个时代更迭的年代，注定一生传奇故事。这次我们来听听溥仪自述三次做皇帝的故事：这是我就任执政一个月后，请假回天津的陈曾寿寄来的“封奏”中的一段。从京津寄来的这类封奏还有好几件，都曾给了我无限烦恼。
按照约定，我当执政一年期满，如果关东军不实行帝制，我是可以辞职的。但是我没有这样干。我没有这样的胆量，而且即便关东军让我辞职，我能到哪里去呢？
在就职一周年的头几天，出乎我的意料，在一次例行会见中，武藤先向我提起了这个问题。他说，日本现在正研究着满洲国国体问题，到时机成熟，这个问题自然会解决的。
过了不久，即三月二十七日，日本为了更便于自由 行动，退出了国际联盟。同时，攻人长城各口的日军加紧军事行动，形成了对平津的包围形势。五月末，忙于打内战的南京政府进一步对日本妥协，签订了“塘沽协定”，将长城以南、冀东地区划为非武装区，撤走中国军队，使日本势力进一步控制了华北。在这种形势下，热心复辟的人们得到了巨大的鼓舞，都以为时机已成熟了，纷纷活动起来。熙洽在三月间曾指使他的心腹林鹤皋，邀集了一批满族“遗民”和前东三省的议员们，在长春聚会，打算弄出一个“劝进表”来，当时被日本宪兵制止了，这时又恢复了活动。
华北一些前直系人物和一些日本特务浪人酝酿“拥戴”吴佩孚出山，平津某些与谋的遗老为此派了人来跟郑孝胥联络，研究在华北、东北实现复辟。七月间，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下台，拿了一百万元退职金，另又要去了一笔巨额机密费，去找黄郛活动华北独立。他临走时向郑孝胥表示还要到上海，为我将来在全国复辟之事进行活动。
总之，在那些日子里，经常可以听见关于复辟或帝制的传说，这些传说鼓舞着我，鼓舞着跟我一样的野心家们。郑孝胥这年重阳节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燕市再游非浪语，异乡久客独关情；西南豪杰休相厄，会遣遗民见后清。”他这种将在“燕市”恢复“后清”的“志气”，使我对他减弱不少恶感。
我的“皇帝梦”又做起来了。我非常关心各方面的消息，我进一步把希望放在屠杀 自己同胞的日本军队身上。日军全部占领了热河之后，我曾大摆庆功宴席，慰问武藤和参加作战的日军将领们，祝他们“武运长久”，“再接再厉”。后来有一路日本军队占领了距北京只有百里之遥的密云，即按兵不动，我对此不禁大感失望。
这时郑孝胥告诉我，日军占领华北以至华南只是迟早间的事，当务之急还是应该先办满洲国体问题。他又说，此事之决定，不在关东军而在东京方面，他已听说东京元老派许多人都是主张我正位的。听了他的话，我觉得应该派个人到东京从侧面去活动一下，至少应该打探些消息来。
接受这个使命的是我的警卫官工藤忠。此人即陪我从天津到东北来的工藤铁三郎。他在清末时即跟随升允，在升允后来的复辟活动中，他是积极的赞助者。我在旅顺时，他不像上角和甘粕那样以军方代理人的面目出现，而是处处站在我一边说话，甚至背地里还表示过对关东军的不满。有一次，我看到杯子里的茶水似乎颜色不对，怕有人下了毒，要叫人拿去化验一下，这时工藤立即端起杯子把茶喝了一口。
我当了执政之后，他是惟一呼我为“皇上”的日本人，并且时常表示不满意关东军的跋扈，时常表示相信我定能恢复“大清皇帝”的名位。他所表现出的忠心，简直不下于最标准的遗老，因此我赐他改名为“忠”，拿他当自己家里人看待。他也感激涕零地表示誓死效忠，永世不变。他接受了我的使命，去了不多时间就回来了。他在日本见到了南次郎和黑龙会的重要人物，探听出军部方面当权人物是同意实行帝制的。根据他的消息，我相信时机是快到了。
一九三三年的十月间，工藤的消息得到了证实。继任的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正式通知说，日本政府准备承认我为“满洲帝国皇帝”。
我得到了这个通知，简直乐得心花怒放。我考虑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准备一套龙袍。
龙袍从北京的太妃那里拿来了，但是关东军却对我说，日本承认的是“满洲国皇帝”，不是“大清皇帝”，因此我不能穿清朝龙袍，只能穿关东军指定的“满洲国陆海空军大元帅正装”。
“这怎么行？”我对郑孝胥说，“我是爱新觉罗的后人，怎能不守祖制？再说北京的宗室觉罗都要来，看着我穿洋式服装登极算什么？”
“皇上说的是。”郑孝胥不住地点头，望着摊在桌上的龙袍。这位一心想做“后清”丞相的人，大概正盘算着正一品珊瑚顶和三眼花翎，最近以来对我顺从得多了。他点头说：“皇上说的是，可是关东军方面怎么说？”
“给我交 涉去。”
郑孝胥走后，我独自欣赏着荣惠太妃保存了二十二年的龙袍，心中充满了感情。这是光绪皇帝穿过的，真正的皇帝龙袍。这是我想了二十二年的龙袍。我必须穿它去登极，这是恢复清朝的起点。……
我的头脑还没冷过来，郑孝胥就回来了。他报告说，关东军坚持登极时要穿元帅正装。
“你是不是交 涉过？”
“臣岂敢不去。这是板垣亲自对臣说的。”
“这怎么行？”我跳起来，“登极之前要行告天礼，难道叫我穿元帅服磕头祭天吗？”
“臣再去跟板垣说说。”
郑孝胥走后，胡 嗣瑗过来提醒我，要争的不是服制，更重要的是跟军部说，要任免官吏的决定权。如果这问题解决了，赵武灵王的胡 服骑射，也没什么不好。
其实胡 嗣瑗同我一样，都不明白日本要这个帝制，不过为了使我更加傀儡化，为了更便利于统治这块殖民地。皇帝的名义哪里会给我带来什么权力，我这样的人又哪里会学什么骑射？除了依附在日本关东军的皮靴上，我简直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想。所以后来关东军同意了我穿龙袍去祭天，我也就不再去争什么别的了。
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的清晨，在长春郊外杏花村，在用土垒起的“天坛”上，我穿着龙袍行了告天即位的古礼。然后，回来换了所谓大元帅正装，举行了“登极”典礼。这时执政府改称为“宫内府”，我住的地方因要避开日本天皇的“皇宫”称呼，称为“帝宫”。其中的房屋后来除增建了一所“同德殿”之外，其余的只是修缮了一下，楼名依旧未变。登极典礼是在勤民楼举行的。
那天勤民楼的大厅里铺着大红地毯，在北墙跟用丝帷幕装设成一个像神龛似的地方，中间放一特制的高背椅，上刻有作为徽号的兰花，所谓“御纹章”。我立在椅前，两旁站列着宫内府大臣宝熙、侍从武官长张海鹏、侍从武官石丸志都磨和金卓、侍卫处长工藤忠、侍卫官熙仑免（熙洽之子）和润良（婉容之兄）等人，以“总理大臣”郑孝胥为首的文武百官列队向我行三鞠躬礼，我以半躬答之。接着是日本大使菱刈隆向我呈递国书和祝贺。这些仪式完了，北京来的宗室觉罗（载、溥、毓字辈差不多全来了），以及前内务府的人又向我行三跪九叩之礼。当然，我是坐在椅子上受礼的。
关内各地遗老，如陈夔龙、叶尔恺、刘承干、朱汝珍、萧丙炎、章囗、黎湛枝、温 肃、汪兆镛等等，都寄来祝贺的表章。上海的大流氓 头子常玉清，也寄来奏折向我称臣。
六月六日，日本天皇的兄弟秩父宫雍仁代表天皇前来祝贺，赠我日本大勋位菊花大缓章，赠婉容宝冠章。
胡 嗣瑗再三提醒我去要的权利一样也未到手，而我已经昏昏然了。七月间，我父亲带着弟、妹们来长春看我。我对他的接待，足可以说明我的自我陶醉程度。
他到达长春的时候，我派出了宫内府以宝熙为首的官员和由佟济煦率领的一队护军，到长春车站列队迎接。我和婉容则在“帝宫”中和门外立候。婉容是宫装打扮，我是身穿戎装，胸前挂满了勋章。我的勋章有三套：一套是日本赠的；一套是“满洲帝国”的；另一套则是我偷着派人到关内定制的“大清帝国”的。后一套当然不能当着关东军的面使用，只能利用这个机会佩戴。
我父亲的汽车来了，我立正等着他下了车，向他行了军礼，婉客行了跪安。然后我陪他进了客厅，此时屋内没有外人，我戎装未脱，给他补请了跪安。
这天晚上，大摆家宴。吃的是西餐，位次排列完全是洋规矩，由我与婉容分坐在男女主人位子上。另外，又按照我的布置，从我进入宴会厅时起，乐队即开始奏乐。这是宫内府的乐队，奏的什么曲子我已忘了，大概是没有做出什么规定，他们爱妻什么就奏什么，反正喇叭一吹起来，我就觉得够味。
在宴会进行到喝香摈的时候，溥杰按我的布置，起立举杯高呼：“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的家族一起随声附和，连我父亲也不例外。我听了这个呼声，到了酒不醉人人自醉的地步了。
第二天，宫内府大臣宝熙告诉我，关东军司令部派了人来，以大使馆名义向我提出抗议，说昨天武装的护军去车站，是违反“满洲帝国”已承担义务的前东北当局与日本签订的协议的，这个协议规定，铁路两侧一定范围内是“满铁”的附属地，除日本外任何武装不准进入。关东军司令官——不，日本大使要求保证今后再不发生同类事件。
这件事本来是足以令我清醒过来的，可是日本人这时还很会给我面子，首先是没有公开抗议，其次是在我派人道歉和做了保证之后，就没再说什么。但更主要的是它给我规定的许多排场，很能满足我的虚荣心，以致我又陷入了昏迷之中。
最使我陶醉的是“御临幸”和“巡狩”。
按照关东军的安排，我每年要到外地去一两次，谓之“巡狩”。在“新京”（长春），我每年要去参加四次例行仪式，一次是去“忠灵塔”祭祀死于侵略战争的日军亡魂，一次是到“建国忠灵庙”祭祀伪满军亡魂，一次是到关东军司令部祝日皇寿辰“天长节”，一次是到“协和会”参加年会。这样的外出都称之为“御临幸”。就以去“协和会”为例，说说排场。
先说“卤簿”——即所谓“天子出，车驾次第”，是这样的：最先头的是军警的“净街车”，隔一段距离后是一辆红色的敞篷车，车上插一小旗，车内坐着“警察总监”，再后面，是我坐的“正车”，全红色，车两边各有两辆摩托伴随，再后面，则是随从人员和警卫人员的车辆。这是平时用的“略式卤簿”。
在出门的前一天，长春的军警、宪兵先借题逮捕“可疑分子”和“有碍观瞻”的“游民”。市民们根据这个迹象就可以判断是我要出门了。到了正日子，沿途预先布满了军警，面向外站着，禁止路人通行，禁止两旁店铺和住家有人出入，禁止在窗口上探头张望。在“协和会”的大门内外全铺了黄土。车驾动身前，广播电台即向全市广播：“皇帝陛下启驾出宫。”用中国话和日本话各说一遍。这时“协和会”里的人全体起立，自“总理”以下的特任官们则列队楼外“奉迎”。车驾到达，人们把身子弯成九十度，同时乐队奏“国歌”。我进入屋内，先在便殿休息一下，然后接见大臣们。两边侍立着宫内府大臣、侍从武官长、侍卫处长、掌礼处长和侍从武官、侍卫官等，后来另添上“帝室御用 挂”吉冈安直。用的桌椅以及桌布都是从宫内府搬来的，上有特定的兰花“御纹章”。
自总理以下有资格的官员们在我面前逐个行过礼，退出。走完这个过场，我即起身离便殿，此时乐声大作，一直到我进入会场，走上讲台为止。在这段时间内，会场上的人一直是在台下弯成九十度的姿势。关东军司令官此时在台上的一角，见我上台，向我弯身为礼，我点头答礼。我上台后，转过身来向台下答过礼，台下的人才直起身子来。
此时宫内府大臣双手捧上“敕语”，我接过打开，向全场宣读。台下全场的人一律低头站着，不得仰视。读完，在我退出会场时，又是乐声大作，全体九十度鞠躬。我回到便殿稍息，这时特任官们又到楼外准备“奉送”。把我送走后，全市街道上的扩音器则又放出“皇帝陛下启驾还宫”的两国话音。我到了家，扩音器还要说一次：“皇帝陛下平安归宫。”
据说，这是仿效用于日本天皇的办法。在我照片上做的文章也是从日本搬来的。我的照片被称做“御容”，后来推广适应日本人习惯的那种不中不日的“协和语”，改称之为“御真影”。按规定，在机关、学校、军队和一切公共团 体的特定处所，如机关的会议室，学校的校长室里，设立一个像神龛似的东西，外垂帷幕，里面悬着我的照片和“诏书”。任何人走进了这间屋子，都必须先向这个挂帷幕的地方行礼。在居民家里，虽无强制悬御真影的法令规定，但协和会曾强行派售过我与婉容的照片，并指定要悬在正堂上。
这种偶像崇拜教育的施行重点，是在军队和学校里。每天早晨，伪满各地的军队与学校都须举行朝会，要行两次遥拜礼，即先面向东方的“皇居”（东京日本天皇的地方），再向长春或帝宫方向，各行一个九十度鞠躬的最敬礼。此外逢到“诏书奉戴日”即颁布每个诏书的日子，还要读诏书。关于诏书我在后面还要谈到。
此外还有其他许多规定，还有外地“巡狩”时的种种排场，在这里我不—一赘述了。总之，日本军国主义者把这一套玩艺做得极为认真。据我的体验，这不仅是为了训练中国人，养成盲目服从的习惯和封建迷信思想，就是对下层的日本人也是一样。日本关东军曾经几次利用我去鼓励它的臣民。有一次我到阜新煤矿，日本人曾把日本工头召来，让我对他说几句勉励话。这工头受此“殊荣”，竟感动得流出眼泪。当然，我这时更觉得有身价了。
使我终于产生最大的错觉，自认有了极高的权威的，是在一九三五年四月访问日本之后。
其实这次访日，全是关东军安排的。他们说，为了答谢日本天皇派御弟秩父宫来对我“即位”的祝贺，也是为了对“日满亲善”的躬亲示范，需要这样办一办。
日本政府以枢密顾问官林权助男爵为首组织了十四人的接待委员会，派了战舰比睿丸来迎接，白云、丛云、薄云等舰护航。我从大连港起舰时，有球摩、第十二、第十五驱逐舰队接受我的检阅，到达横滨港时，有百架飞机编队的欢迎。记得我在这次晕头转向、受宠 若惊的航程中，写下了一首谄媚的四言诗：
海平如镜，万里远航。
两邦携手，永固东方。
在航行的第四日，看了一次七十条舰艇的演习 ，又在晕船呕吐之中写了一首七言绝句：
万里雄航破飞涛，碧苍一色天地交 ，
此行岂仅览山水，两国申盟日月昭。
总之，还未上岸，我已受宠 若惊。我不仅对日本所示之威力深感惊异，我还把这看做是对我的真心尊敬，真心帮助。过去的一些不愉快，只怪自己误会了。
到了日本东京，裕仁亲自到车站迎接我，并为我设宴。在我拜会他们后他又回拜了我。我接见了日本元老重臣，受了祝贺，又同格仁一起检阅了军队。我还参拜了“明治神宫”，慰问了日本陆军医院那些侵略中国挨了打的伤兵伤官。我到裕仁的母亲那里，献了殷勤。日本报纸曾报道过我和她散步的情形，说有一次上土坡，我用手搀扶了日本皇太后，这和我在长春宫内府中，搀我父亲上台阶有着同样的心情。其实，我还从来没有搀扶过自己的父亲，如果问到我搀扶裕仁的母亲的心情，坦白地说，那纯粹是为了巴结。
最后一天，雍仁代表他哥哥裕仁到车站向我送别，他致欢送词说：
“皇帝陛下这次到日本来，对于日满亲善，是有重大贡献的。我国天皇陛下对此感到非常满意。务请皇帝陛下抱定日满亲善一定能做到的确实信念而回国，这是我的希望。”
我又十分巴结地回答道：
“我对这次日本皇室的隆重接待和日本国民的热诚欢迎，实是感激已极。我现在下定决心，一定要尽我的全力，为日满的永久亲善而努力。我对这件事，是抱有确实信心的。”
临登船出发时，我请担任接待的林权助代向日本天皇和裕仁母亲致谢，这时我居然两眼含满了无耻的眼泪，这样一弄，把那个老头子也给逗哭了。回想起来，我连一点中国人味也没有了。
日本皇室这次对我的招待，使我头脑更加发热，感到自从当了皇帝之后，连空气都变了味。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逻辑：天皇与我平等，天皇在日本的地位，就是我在满洲国的地位。日本人对我，当如对其天皇者同。
在这种昏昏然中，我一回到长春，立即发表了充满谀词的“回銮训民诏书”，同时请来新任的关东军司令长官南次郎大将，向他发表了我的感想。次日（即四月二十九日），兴高采烈地参加了裕仁的生日的庆祝会，再次日，便急不可待地下谕，把在长春的所有简任职以上的官吏，不论中国人日本人全召来，听我训话，发表访日感想。我在事先完全没有和日本人商议，也没预备讲话稿，到了时候却口若悬河。我讲了访日的经过，绘形绘声地描述了日本天皇对我的招待，讲了日本臣民对我的尊敬。然后大发议论。
“为了满日亲善，我确信：如果日本人有不利于满洲国者，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陛下，如果满洲人有不利于日本者，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的皇帝；如果有不忠于满洲国皇帝的，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有不忠于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皇帝……”
我想的实在太天真了。
我回到长春不到一个月，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在一次例行会见中，告诉我“郑孝胥总理倦勤思退”，需要让他养老，换一位总理大臣。关于日本不满意郑孝胥的事，我已略有所闻，正想找机会赶走他，现在南次郎提出这事，我立时不假思索地说，让郑退休，我完全同意，总理之职可以由臧式毅继任。我以为听了我两次“日满亲善论”的南次郎一定会遵命的，谁知竟碰了钉子，他向我摇头说：“不，关东军已考虑妥了合适的人选，皇帝陛下不必操心，就让张景惠当总理大臣好了。”
郑孝胥不久前在他主办的“王道书院”里发了一次牢骚。他向听课的人说：“满洲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就该让它自己走走，不该总是处处不放手。”这话惹恼了日本主子，因此就把他一脚踢开。他后来连存在银行里的“建国功劳金”也取不出来，想迁离长春也不得准许，在宪兵队的监视下，只能在家里写写字，做做诗。
这个连骨头都被“共管”虫子蛀透了的“诗人兼书法家”，三年之后，终于怀着未遂之愿暴死于长春。他的儿子郑垂也是暴卒的，早于他三年。据传说，他父子都是死于日本人的暗害。即使传闻不确，他的下场也足以打破我的恢复祖业的幻想了，而我到一年之后，即日本全面侵华的前夕，才渐渐明白过来。
末代皇帝溥仪偷运出去的故宫国宝最后都去哪了
民国成立初期，溥仪等人还住在故宫里。按照南京临时政府与清政府议和代表商定的清室优待条件，溥仪等人还居住在故宫。民国政府每年拨发400万两白银，供溥仪等人日常使用。照说，这400万两白银也是一笔巨款，完全足够溥仪等人开支。然而，溥仪等人过惯了豪华奢侈的生活，而且当时国民政府财政吃紧，经常不能按期交付“清室优待费”，所以常常入不敷出。另一方面，在出国留洋的引诱下，也为自己留好后路以防不测，他开始了监守自盗的行径。
但是，毕竟是做贼心虚，不敢公然将紫禁城所珍藏的国宝毫无顾忌地公开运往宫廷之外，于是，他挖空心思，想出一个两全之策，既要将宫中宝物盗出宫外，又不至于露马脚。采取的是以“赏赐”溥杰为名的手法，使得盗运国宝的行径披上了“合理”的外衣。恰值溥杰在宫中“伴读”，每天均要出入紫禁城，为他们的盗运之举提供了作案的方便条件。
从1922年9月4日正式开始“赏赐”。他们把盗运的目标首先放在宋、元版珍贵善本书上。
溥仪在盗运善本书得手之后，便把贪婪的目光盯在了历代的法书名画上，因为溥仪深知这些名迹的珍贵程度。可以这样说，溥仪对书画等艺术品还是颇有兴趣的，这主要是受其客观的政治环境所致。溥仪在逊位后的12年间，仍在北京紫禁城里称孤道寡“关上家门做皇帝”，既无军国大事，亦无朝政过问。溥仪无事可为，便要找点事情做一做，于是便开始了对宫中珍藏的历代书法名画的清理和鉴赏。
清代自嘉庆以来，国事多故，也开始走上了衰弱之路。道光、咸丰、同治、光绪诸朝的皇帝已被内忧外患的国事搅得焦头烂额，无暇顾及他们本不感兴趣的书法艺术，真令人怀疑他们对宫中历代名迹从未展阅过。对此，溥仪的回忆是最好的说明：“我16岁那年(1921年)，有一天由于好奇心的驱使，叫太监打开建福宫那边一座库房，库房封条很厚，至少有几十年没有开过了。我看到满屋都是堆到天花板的大箱子，箱皮上有嘉庆年的封条，里面是什么东西，谁也说不上来。我叫太监打开一个，原来全是手卷字画和非常精巧的古玩玉器。后来弄清楚了，这是当年乾隆自己最喜爱的珍玩。乾隆去世之后，嘉庆下令把那些珍宝玩物全都封存，装满了建福宫一带许多殿堂库房，我所发现的不过是其中一库。”
所以在宫中的书画藏品中也就看不到嘉庆之后诸位皇帝的鉴赏印记，倒是末代皇帝薄仪令罗振玉篆了“宣统御览”、“无逸斋精鉴玺”的印文，交由王福厂刻成，再令清理、鉴赏字画的大臣们将其钤在书画作品原件之上，与其说溥仪当时有什么鉴赏才能，倒不如说他怀有一种不可告人的意图，促使其如此所为的。
意图之一便是沽名钓誉，附庸风雅。因为早在乾隆九年(1744年)即对清宫书画藏品进行了第一次鉴定整理工作。以所贮宫殿为序，按书、画册、卷轴分类，逐件鉴定，区分上等、次等，用千字文编号，分详简逐一著录；上等品钤"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外，加钤“乾隆鉴赏”、“三希堂清鉴玺”、“宜子孙三印”，称“五玺”。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又进行了第二次鉴定整理工作，鉴藏的印迹除原来“五玺"和贮藏宫殿印记外，加钤“石渠重编”和“石渠定鉴”，称“七玺”，乾隆逊位后，又添钤“太上皇帝”、“古稀天子之宝”、“八徵耄耋之宝"等大玺。至嘉庆二十年(1815年)，进行了第三次鉴定，所钤嘉庆诸鉴藏印亦仿乾隆五玺、七玺格式。
溥仪觉得既然列祖列宗都已钤玺盖印，他便效仿着也堂而皇之地盖上自己的鉴赏章。
意图之二是简洁而明确，摸清底数，以便“赏赐”为盗运出宫作准备。
清宫所藏的法书名画，主要分贮在乾清宫、养心殿、重华宫、御书房等处。
宫中的书画，立轴有锦套，册页有绫锦包袱，手卷也有为宅专制的淡黄或淡青花绫包袱，白软缎作裹，上面钤印墨色所报书画的品名、作者的姓名、年代，以及评定等级在内，每件均为专用，不得混淆。除此而外，每件作品都定制有白玉撇子，正面浮雕图案，裹刻品名，并填赤金，文字与包袱皮裹一致。每件书画都有楠木匣盛装，其长短大小是根据书画本身的体积订做的。各处收藏的书画原先用的事大立柜，多为紫檀制成，有的高达屋顶，存放相当方便，提取也不太费事。另外，每件书画品名上加一个编号，提取时按号查找柜架。在溥仪的“赏赐”目录中绝大多数的作品都记有字号，最多的为“静”字号，次为虽列号而缺编字的，再次为“永”字号、“长”字号、“海”字号。
虽然神武门、北上门等出入紫禁城的大门仍由民国步兵统领指挥的“内城守卫队”把守，但溥仪觉得这还是不能对他实施盗运书画的计划构成威胁，因为成功地运出善本书的行动，一直在对他起着打气鼓劲的心理作用。既然善本书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盗运出宫，那书画的盗运又有何难呢?
溥仪仍然是仿照盗走善本书的办法，首先选择手卷的册页，因为它的体积较小，看起来不显眼，不至于引起警卫的注意，较容易蒙混过关。同时一向由太监携带的黄绞袱出出进进，跟着溥杰一道，值勤的人员司空见惯，熟视无睹，也就不予理睬也懒于过问，于是就听之任之，畅通无阻了。
溥仪第一次“赏赐”给溥杰的书画竟达10件。从同年12月9日起，他们见守门的警卫马马虎虎、麻痹大意，形同虚设一般。于是他们便乘机增加了每次盗运的件数。15件，20件，25件，贼胆越来越大，简直是肆无忌惮。12月27日的“赏赐"，一次竟高达30件，其中包括：(明)唐寅《野航雨景》、(元)赵孟頫《乐志论书画合璧》、(宋)马远《溪山秋爽图》、(宋)赵伯驹《蓬瀛仙鹤图》、(明)文征明《赤壁赋图》、(明)仇英《五百罗汉图》、(元)黄公望《溪山无尽图》。
1923年1月5日后的“赏赐”中，有好几次竟达到35件之多。就是用这种逐次递增，分批盗运的方法，溥杰、溥佳这两位“皇帝”的伴读几乎每天从紫禁城回去，都带走几大包书法名画。开始还是几天分两次来“赏”，随后干脆就一次“赏”出，其真正的企图就是要把宫内这一批书法名画全部盗出。
由此可知，溥仪在他的所进行的“赏赐”活动中也在采取多方面手法，不但是掩耳盗铃欺骗自己，更为狠毒的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来个消灭罪证，不列入清单，撕去原来的伪装，变本加厉、无所顾忌，暗中窃取，连负责管理看守的太监们也被蒙混过去，留下的只能是一笔整理不清的糊涂账。
溥仪盗运国宝的计划绝非仅限于法书名画卷册部分，他是要把故宫中能盗运的国宝全部偷出宫外，据为己有。经过两个多月连续不断的“赏赐”，原藏的书画卷子，已基本上被洗劫一空，至于册子，所剩下的也十分有限，仅有画轴还没有动手。这些未动的画轴和极小部分的册页，并非是溥仪一伙“良心”发现而舍不得动手，而是客观上存在着不易克服的具体困难，主要是画轴的体积太大，有的还太长，无法进行包裹，明晃晃地往外拿又唯恐露马脚。正在研究安全又保险的新的盗运方法之时，就遇上动荡的政治时局和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剧变。
1924年，占领北京的冯玉祥国民军把贿选出的“大总统”曹锟软禁在故宫武英殿后侧的“延庆楼”，紫禁城外的“内城守备队"已被冯玉祥的国民军改编，并加强了对紫禁城的兵力和监护。在这种形势之下，溥仪原拟的密谋计划，显然遇到了强大的阻力。所以说，是时局的突变迫使溥仪等有所收敛，暂时停止了盗运活动。只要时局再变，来了可乘之机，溥仪他们还会想出新的花招，直到把所有的书轴盗尽为止，这才是他的最终目的。
溥仪盗运出宫的书画精品的珍贵程度，用言语是难于表达，更是无法估价的，其中有东晋王羲之《破羌帖》、《曹娥碑》、《二谢帖》，唐欧阳询《行书千字文》，唐玄宗李隆基《毛应佺知恤诏》的亲笔墨迹，宋徽宗赵佶《后赤壁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亲笔原稿等等。在绘画方面，有东晋顾恺之《洛神图》、《列女仁智图》，隋展子虔《游春图》，唐阎立本的《职贡图》、《步撵图》，宋李公麟《女史箴》、《九歌图》、宋代马远、夏圭以及马麟各自画的《长江万里图》等。
至于溥仪从北京故宫中盗运出的珍宝、古玩、金银器皿则无记载，但据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和从后来的流散情况看，数量也不少。溥仪的堂弟溥佳幼年时曾作为溥仪的英文伴读，经常出入宫禁，他曾回忆说：“溥仪出宫的前两天，我们趁养心殿无人的时候，从保险柜里取出些便于携带的珍珠手串等物，分装在两个小手提箱内，准备带出宫去。”
溥仪从小就喜欢玉器，见得多自然也就对玉器有一定的鉴赏水平，溥仪从北京故宫盗运的珠宝翠玉中以玉饰为最精，价值也很昂贵，其中玻璃翠玉有许多，大小形状不等，都是难得的珍品，还有重几十克的金刚宝石、印尼产猫眼石、红宝石、翡翠等等珍宝。
1924年11月5日，溥仪带着皇后婉容、淑妃文绣以携带生活用品、首饰为名带着部分珠宝玉器，乘坐着民国政府准备的 汽车 ，由鹿钟麟、张璧陪同，驶出紫禁城，到达前北海沿的醇亲王府他的生父载沣家。溥仪看到王府门前及四周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国民军士兵，就径直向王府走去。此时溥仪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无人知晓，人们只是看到他紧紧地闭着嘴，神情严肃沮丧，带有一丝无以名状的失落感。但失落之中仍有几分欣慰之色。原来溥仪想到了他和溥杰从北京故宫中盗运出的奇珍异宝，虽然曾在醇亲王府内集中存放一段时间，但庆幸的是已全都转移到天津日租界那个安全所在，这就足以保证他一生的荣华富贵。
溥仪盗出的国宝是怎样运到天津的
溥仪、溥杰等从北京故宫盗出的国宝，在醇王府内集中存放了一段时间便全部转移到天津的租界内。对此溥仪的堂弟也是他的宫中伴读盗运国宝的局内人溥佳的一段自述所言所据：
因为早在1922年前后，由于北京经常受到战火的威胁，深恐溥仪一旦不能在宫内居住时，就无处可以避乱，就由我父亲(载涛)在天津租界代溥仪买了一所楼房。
这批国宝运往天津时，又费了一番周折。这些书籍、字画，共装了七八十口大木箱，体积既大、数目又多。在出入火车站时，不但要上税，最害怕的是还要受检查。恰巧当时的全国铁路督办孙宝琦是载抡(庆亲王载振胞弟)的岳父。我找了载抡，说是醇亲王府和我们家的东西要运往天津，请他转托孙宝琦办一张免验、免税的护照。果然很顺利地把护照办妥，就由我把这批古物护送到了天津，全部存在戈登路166号楼内。有了这批稀世之珍来作溥仪将来生活和留学的雄厚资本，所以认为去天津居住最为相宜，可以说是有恃而无恐。
1925年2月23日，溥仪来到天津，不久便将戈登路所存全部国宝移到张园，后又移到静园。
存放在天津的国宝是如何运往长春的
后来，溥仪在伪满洲国皇帝宝座表面上坐稳之后，当然不会忘记他在天津所收藏的那批国宝，这是他在经济上最大的寄托和所拥有的无价财富。运不运到伪满洲国来?即便是运又是怎么个运法?在天津有他父亲载沣以及若干亲信看守着这批珍宝，又有日本警察署为之撑腰，当然不会出现什么差错。运到“新京”来，放在溥仪的身边，心里总会平稳些，但运来之后又怕发生意外，日本人会不会打这批国宝的主意呢?
正当溥仪还在犹豫打着他的小算盘之时，日本人早已对此确定了既定方针。因为日本人对这批国宝的重视程度毫不逊于溥仪，将其全部运到长春，更有利于对溥仪的全面控制，尽管放在天津日租界相对来讲亦可说是掌中之物，但总有一种鞭长莫及之感。日本人又何尝不觊觎这大量的国宝，一到时机成熟，任何时候都可成为囊中之物。
“皇帝御用挂”吉冈安直按照日本关东军指令对溥仪提及此事时说：“务必把那一大批书画文物从天津运到‘新京'的‘宫内府'来。否则将有人这样想：‘满洲国皇帝为什么要把他的东西不存放在满洲国内，而偏偏要放在满洲国国土以外的天津?'这很可能使人怀疑你仍要回天津去住!”在此威胁之下，溥仪乖乖地将存放在天津的书画文物分批运到了长春伪皇宫。
1936年6月中旬，溥仪传谕，命在天津清室办事处留守的族人溥修护送第一批国宝来“新京"。溥修奉谕将手卷40件分装成2箱，在日本人的保护下运到了伪皇宫。
这些国宝的运送过程相当严密，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十分稳妥。首先由溥仪派到天津的贴身侍卫官存耆与天津清室办事处的溥修等人当面按物品详册逐箱逐件点收签封，然后由在天津的日本赤帽社“外加装置，以期沿路装卸周全”。运输则由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直接负责，商妥铁道司令部挂车一辆，并派日本宪兵沿途保护直送“新京”的伪皇宫。
溥仪在天津期间清宫法书名画的存藏、散失与转移
中国 历史 上曾经发生了数次令人惨痛的法书名画大散失和浩劫。表面上看，发生的原因莫不与朝代的治乱、战乱或衰亡有着密切的关联。但如果我们透过那些 历史 现象稍加考察，就会发现，原来最高统治者的“一己之私”才是最有力的“推手”。南北朝时聚名画法书和典籍二十四万卷而付之一炬的梁元帝萧绎如此，中国 历史 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是更为甚者。溥仪在北京紫禁城的“小朝廷”盗取清宫内府的珍宝并秘密运往天津，以及在天津期间为满足自己无度的挥霍和在日本租界的“小朝廷”浩繁无边的开支，对视为己有的清宫珍宝肆意变卖抵押，就是有力的明证。
说到溥仪在天津时期内府珍宝的存藏、散失与转移，就不能不提及当时的天津英租界13号路166号楼。在他出逃至天津的三年前，也就是1922年前后的北京“小朝廷”时，他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把以赏赐溥杰为名盗出的法书名画和古籍就源源不断地运至天津，存在于这所楼内。
为什么溥仪要在天津买房以存藏盗运出来的内府珍宝呢?一是因为地理位置的缘故。天津是北京的门户，离京也只有一百多公里。北京发生的事在天津几乎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再说在天津“写剧本"到北京去“唱戏”(此处指溥仪想借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搞复辟)也是十分便利的事儿。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许多政客、军阀都曾在天津做过寓公的重要原因。
另一个因素就是盗运出宫的珍宝的安全问题， 天津是中国国内外国租界最多的城市 ，当时一共有英、美、德，日、俄、意等九国租界。其中英租界势力最大。当时，溥仪及其“小朝廷”与日本人可能尚无实质性的接触。因此，载涛受命到天津买房也就选择了旧属英租界的天津戈登路即13号路166号楼，依仗英帝国势力为之保镖。天津的楼房购置妥当，盗取珍宝的准备工作算是告一段落。于是，唯恐迟则生变的溥仪在1922年正式开始“赏赐”，趁溥杰、溥佳二人每天上午“进宫"陪同溥仪读书之机，一个包袱接着一个包袱地运出了紫禁城，待积至七八十箱之后，再由溥佳出马奔走，一路通行无阻，安全运至天津英租界所置楼房中，秘密地藏起来。
溥仪潜逃至天津后珍宝的存藏与转移
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内府的庋（guǐ）藏是历代法书名画的一次大集中，基本上把历来流传下来的名迹罗致到手，总数在万件以上，唐宋元的法书名画近两千件，明代作品亦存两千件左右。
溥仪在天津期间存藏的珍宝大致分为法书名画、善本书籍和珠宝翠玉三个部分。法书名画和善本书籍都是体积并不显眼，方便溥杰、溥佳用书包或包袱携出而不致引起警卫注意之类。其中法书名画的盗出，首先选择的是手卷和册页，其次是那些体积较小、类似手卷而不带轴头的挂轴(条)字画。这两个部分具体数量难以准确估计。
从所谓“清室善后委员会”统溥仪“赏赐”的“清单”编印出来的一本小册子《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可知从1924年9月28日起至12月12日止，前后两个半月以上的时间，溥仪通过“赏赐”溥杰、溥佳共盗出书画手卷1285件，册页68件之多。加起来共是1353件，是清内府庋（guǐ）藏晋唐宋元明法书名画4000件左右的近一半。这样的统计可能并不符合当时溥仪所盗出宫外的书画手卷册页的真实数量。因为在“赏赐”清单之外，还有不少隋唐宋元的国宝名品根本没有登记在清单之上。这种情况是在后来清理过程中才逐渐了解到的。
当时的“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民国十四年(1925年)七月三十一日点查养心殿至吕字五二四号时，所发现的“赏溥杰单”和“收到单”各为一束，认为两者“大体符合”的看法，说明“赏溥杰单”和“收到单”上的法书名画的数量与在“赏赐”手段上采取多面手法盗出而不列入清单的法书名画的实际数量是存在较大差距的。之所以作出如此推测，原因在于“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成员们毕竟都是溥仪的旧时臣工。当他们发现溥仪“赏赐”的清单时，既未报请共和政府声讨追回，亦未能着手彻底清理点查以弄清到底“赏”出多少。可能他们略作清点就对溥仪盗出书画心知肚明，却宁愿“相信”一纸清单，走走过场例行公事。否则他们为什么不得出两者“完全符合”的结论呢?
“大体符合”是颇有意味的一种看法，联系到给出这种看法的人就更值得玩味了。“大体符合”在这里可能包含着两种意思：一是数量确是相当，相差无多；二是数量极不相符，相差可能数十件或数百件之多。相差数十百件之多，在中国历代传世的浩如烟海的名家书画作品中可能算不了什么。但在清内府4000件左右的法书名画的庋（guǐ）藏数量上，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了。溥仪的“赏赐"原本就是蓄谋已久的暗中窃取，手段必是多面的，“赏赐”只是其中的一种主要途径，因此，我以为在当时的时局和形势下，在当时的时代风气层面上，“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旧时臣工们给出“大体符合”四个字是无可奈何而例行公事的话；对 历史 而言，对后人而言，则无疑是骗人的鬼话。
盗出宫的宋版书的数量，据溥仪《我的前半生》所云“二百种上下”，应是有二百个种类的宋版书籍，既有可能是二百本左右，也有可能略大出这个数目。至于珠宝翠玉的件数则可能要多得多。
溥仪和他的“小朝廷“的臣工们想盗窃的内府珍宝原本远不止这些。直奉战争的爆发阻碍了他在进行中的计划。1924年11月直系军中的冯玉祥将军进军北京，幽禁“大总统”曹锟，改编紫禁城外的“内城守备队”，并命令部下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十一月五日突然闯入紫禁城撵走了溥仪，紫禁城里的“小朝廷"不复存在，《清室优待条件》也到此取消。溥仪窃取宫中法书名画的计划由此中断。20多天后，他由其父的醇亲王府逃往日本兵营，要求“避难”，随后公然搬到日本公使馆。数月之后于1925年2月23日在日本警察"保卫”之下，潜逃至天津，又在日本租界的张彪私宅张园那里安顿下来，作为逊位皇帝的“新宫”，还成立了所谓“清室办事处”，北京的皇室中人轮流到天津当差，又形成一个“小朝廷”。
原来存藏在天津英租界13号路(戈登路)166号楼内的宫中珍宝便搬到了张园。这次转移在总的箱数和珍宝的件数上应该是原存放在英租界13号路楼内的数量，不会减少，相反应增加了溥仪潜逃至天津时随身携带的一些珠宝翠玉之类的东西。但由张园迁往静园时数量究竟减了多少，尚不得而知。在静园存放了近7年的这批清宫珍宝1932年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参谋吉冈安直运至长春伪皇宫，但已不到70箱了。“几十种”法书名画、宋元善本的变卖、抵押或赏赐，以及一些珠宝玉器等的售出和抵押、转移到长春的清宫珍宝自然就减少了。但真正的清宫珍宝的浩劫还在后头，这仅仅是我国历代法书名画的又一次浩劫的前奏。
溥仪留津期间珍宝的变卖、抵押和散失
溥仪潜逃到天津后，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卵翼下依然过者“小朝廷”的尊荣豪奢的生活。巨大的财源仍满足不了“小朝廷”浩繁无边的开支和他无度的挥霍，便开始通过身边的陈宝琛等人或宝熙，郑孝胥等旧日臣工，把视为其私人财物的贵重书画作为商品卖给殖民者和古玩商，换取大量的金钱。
溥仪在天津的数年中，究竟变卖抵押了多少件法书名画，无案可稽，很难摸清底细。但在天津期间售出的大概有：
(1)王献之《中秋帖》、(2)王珂《伯远帖》。这两件黑迹乃清乾隆皇帝弘历“三希堂"中之“二希”。据张伯驹在《春游琐谈》中说到这两件法书是溥仪在天津时售出，不知何时归原为琉璃厂古玩商人，曾做过袁世凯的总务局长，后从事银行业务的郭世五，新中国建立前夕一度为财阀宋子文据有，后又退还郭氏。
(3)北宋李公麟《五马图》。为李公麟传世之代表作，每段有同时人、“宋四家"之一的黄庭坚题诗。流传有绪，屡经名家递藏和著录。极具 历史 价值和艺术价值，同时在中国绘画史上也极具 历史 和艺术地位。在天津售出后一直在日本私人手中秘藏。
(4)传为北宋李公麟《潇湘卧游图》。为日本菊池惺堂所藏。
(5)南宋赵令穰《湖庄清夏图》。原流往日本，可能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购得。
(6)南宋郑思肖《墨兰图》。此卷有元明人诸多诗题。入明为诸家递藏，清初为宋荦（luò）珍秘。郑思肖开元明之花写意之先声，传世作品绝少，此卷集诗书画荟萃于一卷之中，益以元明清名家诗题，极为珍贵。为日本人阿部房次郎所得。
(7)南宋李嵩《西湖图》。此卷乃《佚目》外之物。原藏家为上海庞莱臣，现藏上海博物馆。
(8)金人王庭筠《幽竹枯槎图》卷。此乃王庭筠传世孤本。风格上继承苏轼、米芾墨戏之笔，下开元代文人画之先声，在中国绘画艺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9)元赵孟頫《滦菊图》。赵孟頫的人、马、山水之作较为常见，唯花卉绝少，尤以写菊确为仅见。此图对全面研究赵氏技法，以及赵氏花卉如何继承并发扬传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0)元张渥《九歌图》。《石渠宝笈三编》著录。
(11)元黄子久《江山胜景图》。
(12)元王冕《梅花图》。
(13)元赵奕书《梅花诗》。《石渠宝笈》著录，山本梯二郎所藏。
宣统逊皇归于我冈部子爵(冈部长景)，子爵求予跋”。
(14)元马琬《幽居图》。清代著录颇多，卷后有日本内藤虎题跋云“近年由宣统逊皇归于我冈部子爵（冈部长景），子爵求予跋。”
又据胡嗣瑷《直庐日记》手稿(辽宁省图书馆藏)，得知当时美国人购去三件，未记录时代、作者和图名。该美国人在购画过程中，与英国教习合谋想骗走的李成《寒林图》、《茂林远岫图》以及燕文贵《溪风图》等六件，后在日本使馆的干预下得以归还。
天津博物馆现藏清宫内府书画作品有：北宋范宽《雪景寒林图》；南宋赵孟坚《水仙》卷；明项圣谟《且听寒响图》卷等近30件。这近30件清宫内府书画中可能有一部分是溥仪在天津时售出的，有一部分则是后来回流到天津，被天津藏家所购买。其中也有一部分可能是天津藏家通过设在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店所购买。
溥仪在天津期间变卖抵押的除了法书名画之外，还有珠宝翠玉及瓷器等。但其中的许多抵押品与他在北京“小朝廷”抵押给北京盐业银行有关，有些抵押品则不是从宫中盗出之物。1922年溥仪大婚前后，清室为了筹措大婚经费以及拟赴欧旅费，甚至赈济日本地震灾民费用，曾将清宫珍藏的书画、瓷器、玉器抵押给盐业银行。
1924年5月31日经溥仪岳父荣源和内务府大臣绍英、耆（ qí ）龄与北京盐业银行80万银元抵押贷款。第一批乾隆五十五年铸制的16枚金编钟，第二批抵押是金宝、金册、金塔等金器，期限一年。溥仪出宫后无力偿还，一部分金器已熔毁，金编钟1932年运至天津盐业银行。其他抵押品玉器、瓷器也有运津行保管的。天津盐业银行与北京盐业银行关系密切，1928年盐业银行总行一度设在天津，因此溥仪存放在盐业银行抵押品，过期后就又可能变卖或处理。天津博物馆现藏的一对碧玉提梁卤(高约40厘米，宽约20厘米)，十分精美和珍贵，极可能是溥仪在津期间放在天津盐业银行的抵押品。
溥仪在津期间所散失的珍宝还包括他赏给近侍的一些东西。如他为酬答其师傅陈宝琛之外甥刘骏业而赏赐给刘骏业的唐阎立本《历代帝王像图卷》(此件归刘氏不久即归华北伪政权头目梁鸿志所有。随后转售日本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所得)和《步辇图卷》，五代阮郜传世孤本《阆苑女仙图卷》三卷。当时还酬有宋拓《定武兰亭序拓本》一卷等。从以上作品的 历史 性和艺术性来看，它们无疑是极具价值的瑰宝。当然，溥仪的酬答如此“丰盛”，与他当时也许并不了解这一点有关。所幸保管《步辇图卷》、《阆苑女仙图卷》的主人，没有转售给外人，解放后捐献给人民政府，后归故宫博物院庋（guǐ）藏。这也实属一场大不幸中的万幸了!
明朝皇后住哪个宫？
永寿宫、钟粹宫、承乾宫、咸福宫、长春宫等。1、永寿宫
永寿宫是一座明清宫殿建筑。属于内廷西六宫之一。位于翊坤宫南面，太极殿（原启祥宫）东面，是后宫之中离养心殿最近的一个宫。
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初名长乐宫，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更为现名。清朝顺治十二年（1655年）、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都曾重修或大修，但仍基本保持明初始建时的格局。
永寿宫为明代妃嫔、清代后妃所居之处。明孝宗的母亲孝穆纪太后曾在这里短暂居住，后突然暴死，成为明宫疑案之一。
后因乾清宫发生火灾，万历皇帝也曾住此宫，并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在此召见大学士申时行等人。崇祯十一年（1638年），因国内灾情异象屡屡出现，皇帝在此宫斋居。
顺治皇帝恪妃，乾隆帝孝仪皇后，嘉庆帝如妃曾在此居住。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皇帝崩，崇庆皇太后，即孝圣宪皇后居永寿宫，乾隆皇帝居乾清宫南廊苫次，并诣永寿宫问安。
2、钟粹宫
钟粹宫，内廷东六宫之一。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初曰咸阳宫，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更名钟粹宫，隆庆五年(1571年)改钟粹宫前殿曰兴龙殿，后殿曰圣哲殿，为皇太子居处，后复称钟粹宫。
清代沿用明朝旧称，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重修，后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同治十三年(1874年)、光绪十六年(1890年)、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多次修葺。清晚期于宫门内添加垂花门、游廊等。
钟粹宫为二进院，正门南向，名钟粹门，前院正殿即钟粹宫，面阔5间，黄琉璃瓦歇山式顶，前出廊，檐脊安放走兽5个，檐下施以单翘单昂五跴斗拱，彩绘苏式彩画。
明间开门，次、梢间为槛窗，冰裂纹、步步锦门窗。室内原为彻上明造，后加天花顶棚，方砖墁地，明间内悬乾隆御题“淑慎温和”匾。殿前有东西配殿各3间，前出廊，明间开门，黄琉璃瓦硬山式顶，檐下饰苏式彩画。
后院正殿5间，明间开门，黄琉璃瓦硬山式顶，檐下饰苏式彩画，两侧有耳房。东西有配殿各3间，均为明间开门，黄琉璃瓦硬山式顶。院内西南角有井亭1座。
钟粹宫明代为妃嫔所居，曾一度为皇太子宫。清代为后妃居所。清咸丰皇帝奕詝幼年在此居住时，道光皇贵妃，即恭亲王奕欣之母亦居此宫，代为抚育奕詝。
咸丰帝孝贞显皇后（即东太后慈安）自入宫即在钟粹宫居住，直至光绪七年（1881年）去世。光绪大婚后，隆裕皇后也曾在此居住。末代皇帝溥仪入宫后也曾在此宫住过。
3、承乾宫
承乾宫，北京故宫的内廷东六宫之一。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初曰永宁宫，崇祯五年(1632年)八月更名为承乾宫。清沿明旧称。顺治十二年(1655年)重修，道光十二年(1832年)略有修葺。
承乾宫为两进院，正门南向，名承乾门。前院正殿即承乾宫，面阔5间，黄琉璃瓦歇山式顶，檐角安放走兽5个，檐下施以单翘单昂五踩斗栱，内外檐饰龙凤和玺彩画。
明间开门，次、梢间槛墙、槛窗，双交四菱花扇门、窗。室内方砖墁地，天花彩绘双凤，正间内悬乾隆御题“德成柔顺”匾。
殿前为宽敞的月台。东西有配殿各3间，明间开门，黄琉璃瓦硬山式顶，檐下饰旋子彩画。明崇祯七年(1634年)安匾于东西配殿曰贞顺斋、明德堂。
此宫在明代为贵妃所居。清代为后妃所居。明朝崇祯皇帝的宠妃田秀英就居住在这里。清朝顺治帝孝献皇后董鄂氏，康熙帝孝懿仁皇后佟佳氏，乾隆帝孝仪纯皇后，乾隆帝慧贤皇贵妃，道光帝孝全成皇后、琳贵妃、佳贵人（佳贵妃），咸丰帝云嫔、婉贵人都曾在此居住。
4、咸福宫
咸福宫是始建于明代的中国宫殿建筑，属于故宫内廷西六宫之一，为后妃所居，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初名寿安宫。嘉靖十四年（1535年）更名为咸福宫。
咸福宫为后妃所居，前殿为行礼升座之处，后殿为寝宫。明朝在此居住过的后妃有万历皇帝的李敬妃。
乾隆年间，改此宫为皇帝偶尔起居之处。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皇帝崩，嘉庆帝住于咸福宫守孝，下令不设床，仅铺白毡、灯草褥，以此宫为苫次，同年十月才移居养心殿。
此后咸福宫一度恢复为妃嫔居所。道光帝琳贵人（庄顺皇贵妃）、成贵妃、彤贵妃、常妃等都曾在此居住。道光三十年（1850年），咸丰皇帝住于咸福宫为道光皇帝守孝，守孝期满后仍经常在此居住。
5、长春宫
长春宫，内廷西六宫之一，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初名长春宫，嘉靖十四年（1535年）改称永宁宫，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复称长春宫。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重修，后又多次修整。咸丰九年（1859年）拆除长春宫的宫门长春门，并将启祥宫后殿改为穿堂殿，咸丰帝题额曰“体元殿”。长春宫、启祥宫两宫院由此连通。
长春宫面阔5间，黄琉璃瓦歇山式顶，前出廊，明间开门，隔扇风门，竹纹裙板，次、梢间均为槛窗，步步锦支窗。明间设地屏宝座，上悬“敬修内则”匾。
左右有帘帐与次间相隔，梢间靠北设落地罩炕，为寝室。殿前左右设铜龟、铜鹤各1对。东配殿曰绥寿殿，西配殿曰承禧殿，各3间，前出廊，与转角廊相连，可通各殿。
廊内壁上绘有18幅以《红楼梦》为题材的巨幅壁画，属清晚期作品。长春宫南面，即体元殿的后抱厦，为长春宫院内的戏台。东北角和西北角各有屏门一道，与后殿相通。
后殿曰怡情书史，与长春宫同期建成，面阔5间，东西各有耳房3间。东配殿曰益寿斋，西配殿曰乐志轩，各3间。后院东南有井亭1座。
此宫明代为妃嫔所居，天启年间李成妃曾居此宫。清代为后妃所居，乾隆皇帝的孝贤皇后曾居住长春宫，死后在此停放灵棺。同治年至光绪十年（1884年），慈禧太后一直在此宫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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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毁灭的资料
圆明园资料此园原为雍正皇帝为皇子时的赐园，待其即皇位以后扩建为离宫，乾隆二年（1737年）再次扩建，乾隆十六年(1751年)和三十七年(1772年)先后又附建长春园和绮春园，合称圆明三园。它坐落在西郊海淀镇之北，周围泉眼丛聚，草丰树茂，是绝好的造园之地。三园共占地350余公顷。园内成组的建筑群有一百二十三处，被誉为“万园之园”。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圆明园惨遭劫掠焚毁。圆明园三园地势平坦，所以造景大部分是聚水而成景、因水而成趣的水景园。具体讲，圆明园有三大景区。即中部的前湖后湖景区，包括正大光明殿所在的宫廷区以及前湖、后湖沿岸的九岛。每个岛都有一组标题的景点，最大的一处称“九洲清晏”，即取“禹贡九洲”的含意，象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环绕后湖的东、西、北三面，形成一圈外围景区，在这区里布置了小园林集群，如众星捧月般地簇拥着中央景区。外围景区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有祭祖的安佑宫、城堡式佛寺舍卫城、模仿商业活动的买卖街、藏书的文源阁、听戏的同乐园、仿桃花源的“武陵春色”、仿杭州西湖的“曲院风荷”、仿绍兴兰亭的“坐石临流”、仿庐山的“西峰秀色”等。第三景区为东部的福海景区，即以福海的大水面为中心，湖中有三个岛屿鼎列，以象征传说中的东海三仙山。湖岸布置了与水有关的二十处景点。此外，在圆明园的北宫墙外，尚有后来增建的一条狭长的景区，主要表现水村野居的风光。
长春园是圆明园的附园，在圆明园的东侧。此园分为南北两个景区。南区以淳化轩一组为主体建筑，周围湖岛布置了十个景点，皆因地制宜，因水成景，如茹园、鉴园、狮子林、海岳开襟、玉玲珑馆等。北区为一横长地区，区内布置了六幢欧洲18世纪巴洛克风格的宫殿式建筑，名为谐奇趣、蓄水楼、养雀笼、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俗称西洋楼。这些建筑的体形及立面上的柱式、檐口基座、门窗细部俱为欧式建筑作法，但细部雕饰也掺杂了中国式的纹样。建筑前还配有人工喷泉。西洋楼建筑是欧洲建筑文化第一次传入中国的完整作品，也是欧洲与中国两大园林体系首次结合的创造性尝试。
绮春园也是圆明园的一个附园，是多座私家小园合并扩建而成的，共计三十景。总体布局不拘泥一定章法，但更富于自然情调。景与景之间疏密相间，水系也比较错综复杂，形成小巧玲珑的格局。
综观圆明三园可知其造园之骨架在于理水，通过人工巧构，安排出大、中、小的湖泊群，同时互相串通，形成水系。水系之外又配以陆地游览线，再加上假山土阜的障景作用，把全园分划成山复水转、层层叠叠近百处的自然空间，为开拓各类园林意匠构思创造了条件。建筑群体组合都以组景为目的，每一景点皆为一个小型园林，因此形成“集锦式”的规划形制。圆明园的单体建筑设计打破了传统官式的束缚，广征博采地方民居形式及刻意求新的体型，小巧素雅，与自然环境相协调。圆明园中还选用大量花木植物，移植驯化一部分南方植物，花季搭配，造成繁花似锦、四季如春的生态环境。
圆明园遗址位于北京海淀区颐和园东，海淀镇北，原为清代大型皇家御苑，与附园长春园和绮春园合称“圆明三园”，占地约345公顷。目前园中西半部沿未开发，主要开放了东部园景，开放面积200多公顷。
残存的大水法是圆明园遗址的标志。此处原是闻名遐迩的“西洋楼”——园林化的欧式宫苑，将中国园林艺术与西式建筑巧妙地融在一起，中西合璧，成为建筑史上的经典。遗憾的是，西样楼以木结构为主，在1860年英法联军的罪恶之火中焚烧殆尽，唯一残存的大水法因其为石制而得以幸存。这两根依然不失精美的大石柱经苍桑，岿然不支，令人感慨万千。
园内还有介绍圆明园历史的图文资料展室；按原貌复制而成的“圆明园”微缩的模型；以及曾是皇家娱乐处——迷宫。据说当的迷宫的游戏规则是：皇上坐在迷宫中心，众宫女从周边打着灯往前跑，谁最先跑到皇上身边谁就能得赏。现在游人的兴趣则在：从入口进，七拐八绕，终于找到出口。
曾经笑傲万园的璨灿的圆明园建筑已经万劫不复，所剩的除了残碑伤石，更多的是对往昔的沉思，各永远不会飞烟尽的自然山水。这是圆明园遗址最独特的风格：洗尽铅华，凝重质朴，笑看山水，淡以致远。
圆明园遗址仍保持水景园特色，园内遍布水域，大小河道把大面积的“福海”和规模稍逊的“后湖”，以及众多小块面联结成完整的河湖水系，衬以聚土而成的山岗、岛堤和荒石，别有秀色，仍是今人所爱之园。特别是附近清华、北大等高校名府中的莘莘学子，课余经常骑车到此，观水赏月，体味园中不尽的底蕴——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圆明园遗址
“假若你能幻想神仙也和常人一般大小，此处就可算做仙宫乐园了。 ”1860年10月，一个英国随军牧师跟着英法联军踏进北京圆明园时 ，情不自禁地惊叹，“我从未见过一个景色，合于理想的仙境，今日方算 开阔眼界。” 圆明园位于北京西北郊，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便是燕人游览之地。辽代以后，皇室和达官贵人纷纷在此占地造园，作为避暑游憩之所。
1684 年，康熙命叶陶在清华园旧址上建“畅春园”，作为“避喧听政”之所， 1709年又开始营建圆明园，作为皇四子胤祯的赐园。“圆明”乃“圆 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而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取恪守圆通中庸 ，聪明睿智之意。胤祯继位后，于1725年开始大规模扩建圆明园，增 修亭榭楼宇，引水架桥，凿池造山，使其成为兼有“宫”和“苑”双重功 能的离宫型皇家园林。自雍正始，园居成为一种宫庭风尚，皇帝年初朝贺一过就移居园宫，直到冬至天坛祭天前才回大内，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园中度过。
园中由雍正题署的建筑群有28处，其中长春仙馆是皇太子弘 历读书习文的地方。弘历即位后，圆明园扩建进入全盛时期，在他主持下 ，圆明园东北建“长春园”、东南建“绮春园”，三园共建景点100余 处，因三园均由圆明园总管大臣管辖，故此三园后来通称圆明园。 圆明三园成倒品字型鼎立，总面积350公顷，内有桥梁百余座，风 景群100多处，楼台殿阁等建筑总面积约16万平方米，比故宫还要多 1万平方米。三园外围约10公里，围墙约2万延和（因多为双层围墙） ，规模极大，号称万园之园。圆明园从始建到被毁历五世150年的修筑 ，成为三山五园之首。
这个被乾隆誉之为“天宝地灵之区，帝王豫游之地无以逾此”的园林杰作，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园林发展史上，都不愧 变一颗璀灿的明珠。
就是这么一座美丽如仙境的大型皇家园林，历史上的某一天却化为废 墟…… 法国著名作家雨果愤慨地写道：“有一天，两个强盗走进圆明园，一 个抢东西，一个放火。……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一个叫英吉利。” 1856年10月，英国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
1860年10月6 日，法军攻占圆明园，管园大臣文丰投福海自杀，次日，英军到。在圆明园无数珍宝面前，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目光迅速变得贪婪无比。